“我只是行贿，为什么判得比受贿还重？”近日，原全国人大代表、“粤北首富”朱思宜案二审开庭。朱思宜认为一审法院判刑16年过重，当庭请求法院改判。
行贿比受贿判得重，这似乎违背了法律惩治贿赂案件的普遍规则。然而，法律学者、反腐专家今天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行贿本身并不值得同情，刑罚的判处应当综合考量各种案件情节，哪一方占主导不可一概而论。
朱思宜博网友同情
9月15日，朱思宜案在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韶关宜达公司因行贿1693万元，犯单位行贿罪，处罚金800万元；宜达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思宜个人行贿220万元，犯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6年，并处没收财产50万元。而相较之下，该案所涉大小政府官员的处罚大多没有朱思宜重。
二审中，朱思宜当庭提出一审判刑16年过重，引发广泛关注。
大多数网友对朱思宜受重罚“鸣不平”。网友“云真山人”说：受贿是根源，行贿是表征，对受贿的处罚理应比行贿重。甚至有个别网友认为，朱思宜之所以被重罚，是因为他供述了“曾经打点数十位厅局级官员”。
无独有偶，近日，北京药商王尊合在4年多里，先后向多家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所负责人行贿，被判刑15年，而这一刑期也高于他所行贿的对象。
判轻判重要看情节
针对接连发生的行贿人获罚超过受贿人案件，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任建明表示，“一点儿也不奇怪”。对于这类判决之所以引起网友“围观”，任建明称，是由于“过去立法、司法惯性造成的认知错觉”。
行贿与受贿本是一个根上长出的两朵花，二者相伴而生。我国刑法也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可处以拘役至无期徒刑的刑罚，并可没收财产。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打击受贿和行贿犯罪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受贿的查办得多，行贿的查办得少。有人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只抓小姐不抓嫖客”。
“实践中，由于执法、司法部门没有配足相关的侦查权限和力量，对行贿线索的发现往往局限于检举、揭发，导致对这类案件的查办少之又少。”任建明说。
具体到朱思宜案，任建明认为，判决结果在“情理之中”。一是朱思宜行贿数额特别巨大；二是朱思宜“一对多”行贿，每名受贿者收受的数额可能并不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梁根林同样认为，朱思宜被判重判，“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尽管刑法规定对受贿的刑罚重于行贿，但这只是一般原则。具体到个案，还要考虑很多案件情节。”梁根林认为，媒体大量报道朱思宜案，有“过度炒作”之嫌。
谁占主导“很难说”
事实上，网友对朱思宜表示同情，更多地表达出对公权强势不满的隐秘心态。尤其是朱思宜在法庭上辩称：不行贿就要受刁难。
公众认为在行贿受贿关系中，官员理所当然属于强势的、主动的一方。任建明认为，这是“一种未加反思的思维定式。”
任建明说，市场经济催生出一批以收买官员为自己制造交易机会的“特殊商人群体”。这些人脑中的规则就是，“有钱可以搞定一切”，想尽一切办法腐蚀官员。
“在腐败案中，行贿方完全有可能占主动地位，尽管从概率上说，官员占主导地位的居多。”任建明表示，朱思宜案的量刑表明，执法、司法部门加大对行贿者处罚力度的新动向。
除了执法层面的调整，任建明认为，更应该从立法层面对刑法进行修正。他说，国外刑法通常对行贿受贿采取“平等对待”，在一个条款中规定了相同的刑期。“而我国采取分别对待，行贿罪的处罚明显低于受贿罪，这造成了实践部门厚此薄彼的倾向。”(记者 卢杰 实习生 郭文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