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制度无执行恰似纸上谈兵”
高校唯项目论让监管层层失守，由此产生一条腐败生态链
北京市一所二本院校的张志刚教授(化名)曾负责一家部级单位的课题项目“外宣资料翻译研究”，这一课题为纵向科研项目，但在高校，相较而言，横向课题提取劳务费更加便利，张志刚隐瞒了这家部级单位的证明，先以横向课题向学校科技处申请立项。
不久，学校出台规定，对于纵向课题奖励补贴力度加大，优势超过横向课题，张志刚随后又找到学校改以纵向课题立项。
然而在提取经费时，他却找来一份有20余人的在校学生名单，依旧按照横向课题管理规定，以在校学生名义先后8次虚报冒领劳务费共计8万余元。
在接到举报调查后，检察院以其涉嫌贪污罪立案侦查。
办案检察官钟鸣说，这起任由教授“翻云覆雨”的案例暴露出一个高校里的共性问题：有关部门从鼓励科研人员争取科研项目的目的出发，片面认为监管过严不利于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科研工作开展，从而不愿意认真监督。
在处理了一系列高校科研经费腐败案件后，钟鸣和同事们有一种共同的感受：表面看来，大学的财务制度体系比较规范、健全，但在执行过程中，尤其是监督落实环节流于形式，难以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如在赵静案中，其伪造的印章与真实印章区别很明显，一眼便能看出差别，但在长达9年的时间，从学院到学校，涉及学院行政、科研处、财务处、审计处等多个监管部门，无一发现问题，直到有人向检察机关举报。
与此同时，科研经费管理部门，往往只关注审批下拨和课题验收，对于经费的使用环节完全没有监管，办案人员找上门才会警觉；一些案件中还出现，课题早已结题，教授已经出国甚至去世了，课题账户上还有余额的稀奇事。
“吃经费”由此成为新的腐败，而且带来连锁反应——围绕科研经费甚至形成了一条隐秘的腐败生态链，在这一链条上，有教授、有财务会计、有科研仪器采购人员……
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在调查赵静案时，就意外牵出更多隐秘犯罪。
赵静所在学院，两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利用管理仪器开发经费的职务之便，借学院组织到外地高校考察之机，个人前往周边省份旅游，回京以外出考察、对外交流名义公款报销个人旅游费用共计5万余元，最终以贪污罪被判。
在这起案件中，学校规定，经费报销需要部门负责人、学院主管财务的院领导逐一审核并在报销单据上签章才能报销，两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多次在报销单据上偷盖实验室一位负责人的印章，轻松绕过本部门审核，随后这个不符合程序的“公差”一步步绕过多重监管。
仪器设备采购也是一大黑洞。
在一所师范院校，一名实验设备采购员在为本单位采购聚焦显微镜、分析仪等仪器过程中，收受仪器设备厂商给予的好处费近万美元。检方在办案中发现，合同书中的内容被随意“篡改”，“设备培训费”打进了采购员个人账户而无人监管。最终该采购员以受贿罪被判刑6年。
“再好的制度归根结底只有落实到位并严格执行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张小兵在给这所著名学校的检察建议书中如是建议。
贪欲害了教授也害了科研
让办案检察官感慨的是，教授们在学术上多有专攻，“但法律意识普遍缺乏”
张小兵对一些教授第一次接受调查时的情景印象深刻：“根本没当一回事，他们的理由是‘身边同事都是这么做的呀’。”
而另一种解释同样让检察官们哭笑不得，“这个项目是个人努力争取回来的，当然是我的劳动所得。”
“他们根本没想到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只有走上法庭时才追悔莫及。”令张小兵惋惜的是，涉案人员都是社会精英，本身收入不菲，“对于那些不是有意贪污侵占的教授，如果让他们早点知道一些案例，接受一些警示教育，肯定不会这么干了。”
此前，也有检察院负责人指出，在科研院所，“行政后勤服务、图书资料购置、科研经费使用成为发案的三大环节。其中，科研经费均是课题组的专项基金，数额较大，危害后果最为严重。”
这名负责人指出，此类案件呈现比较明显的三大特点：案由集中在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罪3类；涉案人员学历、素质较高；男性居多，且年富力强，处于事业黄金期。
在向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发出检察建议书的时候，张小兵常常建议举办警示教育活动，提高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法律认识，使其明确科研经费属于公共财产，侵吞科研经费属于犯罪行为。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在他看来，科研经费的管理使用中，给教授及相关辅助人员留下了巨大的犯罪空间，警示教育缺失，贪欲之下只会害了教授也害了科研。
建议书之外，办案中留给张小兵的困惑也有不少：比如，科研经费已经拨下来，肯定要花完，这顿饭是接待还是家里请客，难以认定；什么是纵向课题，什么是横向课题，如何提成与报销，办案检察官们多方查询资料，却没有找到国家相关部门明确的界限规定，很多就是学校自己说了算。
其中一个细节也颇有意味：一边是办案中，学校有关部门的文件难寻，调查不畅；一边则是学校纪委向办案单位发出建议从轻处理的书面意见。
本报记者 雷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