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里到拆迁组，从矛盾“第三方”成为“当事人”
从农村工作到拆迁工作，大学生村官们所经受的锻炼和考验又抬高了一个层次。
“过去在村里，最多给产生矛盾的两户农民调停；现在不一样了，矛盾的中心转移到我自己身上来了，变成村民和一个拆迁工作人员之间的矛盾了。”自从加入了拆迁服务组，龙兴镇下坝村的大学生村官高姗感觉自己一下子从矛盾调停的“第三方”，变成了矛盾“当事人”。
高姗被分在了“外业组”，专门负责挨家挨户做登记、咨询、房屋丈量事宜。此外，她最重要的任务，也是难度最大的工作就是协调农户搬家。
按常理，只要“条件谈妥了”，搬家并非什么难事儿，在城里，拆迁户搬家都是自行安排的事儿，与拆迁小组基本没啥关系。可在农村，拆迁小组不仅要管“人”搬家，还要给“牲口”安排好出路。
某天早晨，小高从早上9时到中午11时，一直都待在一户人家、干一件事儿——赶鸭子。
这户人家只有一名妇女带着一个女儿，男人在外地打工，女儿在上学。临到搬迁时，村妇撂挑子了，“家里养的鸡、鸭怎么办？又不能带进城里；家里养的小草狗也不愿意走，赖在门口动弹不得。”
这样的事儿，早就不是第一次了。这种情况下，小高会联系猪场、鸡场、鸭场，帮拆迁户把家里的牲口卖了。
这次也是老样子，她叫上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一起下到池塘，把池塘里四五十只鸭子赶了上来。为表诚意，每名工作人员还自掏腰包，一人买了一只鸭子，其余鸭子卖给了鸭子经销商。
鸭老板一见是拆迁户要卖鸭子，刻意压低了收购价格，拆迁组一番讨价还价，终于说服老板按原价收购。即便如此，村妇还是扭扭捏捏，“连狗都不愿意走，实在舍不得。”
这一天，小高在村妇家里待了整整一天，直到晚上七八点才离开，“陪她聊了一天，其间还不断给他爱人打电话、解释情况，总算答应过两天搬。”
拆迁工作让“小村官”渐渐变“强势”
从事拆迁工作，“小村官”们也并非总是“有求必应”、“有难必解”的，该强势的时候还得挺直腰杆儿强硬一回。尤其对于初来乍到的“新村官”而言，拆迁办锻炼一圈，出来后再回农村，状态马上就不一样了。
龙兴镇沙金村的大学生村官杨胜自打干上拆迁工作，对各类“文件”就变得异常敏感。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大大小小20多道文件的复印件，每一张纸都被翻得软塌塌的。
刚进村那会儿，但凡是来反映问题的群众，杨胜都是笑眯眯地接待，不论对方说话多难听，他都只能用微笑“接招儿”，“只能听他们说，自己一句话也插不上，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到底有哪些相关的政策。”
有一次到困难户家慰问，原本是一件大好事儿，到了其他村民嘴里，这事儿就变了味，“小杨，这困难户的标准是咋定的？为啥就他能当困难户，我就不行了呢？我也困难呐！”
杨胜当时就懵了，因为他自己压根儿就没研究过“困难户标准”，他只能用一句自己都觉得没底气的话回了过去，“国家当然有规定，不是你觉得自己困难就是困难户的。”
现在，杨胜都不用翻找桌案上的文件，就能大致说出“困难户标准”，“身患一二级残疾、治病花费1万元以上的孤寡老人，还有留守儿童也是照顾对象。”
与过去相比，杨胜现在更善于用政策“武装”自己，“你只要能给村民说出个理由，他们都能听得进。”
有一个不符合低保要求、却非要嚷嚷着“吃低保”的村民找过他，说话尖酸，“你一个大学生，一点能力都没有，这点儿小事儿都办不成。”
可惜，此时的杨胜早已不是彼时那个“啥都不懂”的“小村官”了，拆迁工作中“见了不少世面”的他，笃定地翻出身边的文件，逐条核对，“不符合要求不能办，给你一个人破了例，其他人怎么办？”
半年后，这个村民的亲戚治病花了两万余元，小杨听说后，又主动摸上门，给他家办了大病医疗保险报销，返还其5000余元治疗费。村民翘起大拇指，“大学生还是能干啊。”
小杨感觉自己比过去更“强势”了些，“懂得多了，见得多了，跟村民说话自然更有底气了，谈话能直奔重点，谈他们最关心的‘利益’问题。”(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