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安部开展“清网”行动以来，一大批负案在逃人员落网。随着“清网”行动收网，回顾追逃的种种细节不难发现，在逃人员之所以能“潜伏”多年，与当前信息管理中存在的漏洞不无关系。
假身份证成潜逃必备物品
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街头，“康海波”慢步走着。街面如同往常一样平静，水乡小镇的平静一度让“康海波”幻想过，或许家乡的警察已经把他遗忘在某一个角落。
然而，在姚庄镇茜泾桥附近，四面而上的民警将“康海波”拉回了现实——“康海波”，真实身份为四川省简阳市的芦某。
时间倒退回10年前。2001年7月8日，酒后的芦某看见自己的姐姐被当地一名“小混混”欺负，他借着酒劲冲上前去，争斗中，两人各自抄家伙在手，芦某憋足了劲，挥刀向“小混混”的腹部砍去……
眼看闯下大祸，芦某一路南下，在广东省的一个建筑工地安顿了下来。2009年夏天，芦某又一次开始了逃亡生涯。这一次，他把落脚点选择在浙江嘉善。为了尽快融入当地的生活，他花钱办了张假身份证，化名“康海波”。
据警方介绍，芦某在10年逃亡过程中，至少用过6个假名。
记者发现，在公安机关侦破的追逃案件中，大多数在逃人员都会做同样一件事——更名改姓，办假身份证。
今年8月，辽宁省鞍山警方成功抓捕潜逃14年，背负3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和6条人命的在逃人员谷安蜜。据了解，谷安蜜在14年里逃亡藏匿3省6市。逃亡初期，谷安蜜来到浙江省温州市，冒名“李思聪”。后又返回辽宁，在抚顺市清源县以“吕永家”的名义办了一张假身份证。
有关专家认为，一些在逃人员一逃十几数十年，其间之所以能很便捷地不断变换身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售假身份证的不法分子给在逃人员提供了便利。
湖北省孝感市一名民警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目前，在逃人员办理的假身份证多为一代身份证，因为一代身份证无法通过网上核实。同时，对于制售假证的不法分子来说，一代身份证不涉及芯片技术，制作成本也要低很多。制售假证的不法分子不管对方身份如何，只要给钱、给信息，他们就会按要求做出假身份证。这种情况让在逃人员只用花100多元钱，就可以获得一个新的身份，继而堂而皇之地在各地流窜。
“对于制售假身份证的行为必须进行严厉打击，加大处罚力度。”这名民警告诉记者。
信息“孤岛”造成可乘之机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逃人员改名换姓，办理假身份证后，一般很少在大型企事业单位工作，多是在工地、小型企业等地方谋得一份差事，甚至有不少人以打零工维持生活。
四川省简阳市的芦某，在逃亡最初的几年时间里，就先后在广州、中山、茂名等地的建筑工地上打零工。2009年，他逃至浙江省嘉善县后，先在姚庄镇一家木业厂里工作，后又转到另一家工厂做打磨工。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一些行业、一些单位，不会对求职者的身份进行严格审核，在逃人员选择在这些地方工作，更容易“潜伏”下来。
“我们不能强制要求每个行业、每个单位都要一一核实个人的身份信息，但是，应该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王太元说，目前，公众的各种信息还处于孤岛状态，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对。在现在的公共信息管理中，各行政部门仍然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各个部门掌握的信息为自己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将所有的信息进行比对。
对此，王太元建议，一方面应该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扩大社保覆盖面，将每个人的信息实时录入并建立数据库，这样既可以提高民生保障的水平，也为公民信息管理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建立公民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尤其应当建立针对公共安全的信息开放机制。这样，当有关部门需要对公民信息进行核实、比对时，可以及时调取各种信息。
在逃人员人生变化的背后
分析一些在逃人员的逃亡经历，不难发现，出于逃避身份查验的考虑，一些在逃人员在逃亡过程中也会选择通过自主创业维持生活，甚至有些在逃人员还成为商界的翘楚。
福建省厦门市的王某就是一例。1995年，王某在厦门市犯下命案后，先后逃亡广州、吉林、北京、宁波等地，最后在宁波安定下来。在宁波，王某以“新”的身份，开了十几家美容美发店、一家美容美发培训学校和一家车行。除此之外，他在深圳还拥有三四家美发店，身家近亿。
近日，正在睡梦中的“李建高”被江苏南京警方抓获。14年前，在南京市开公司的张某骗取贷款250万元后出逃。逃亡过程中，张某改名为“李建高”，并在他人资助下成立了一家公司，目前该公司市值数千万元。
类似的在逃人员在出逃后发家致富成名人的案例还有不少。有业内人士认为，在逃人员的这种变化，或源于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心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逃人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品质确有问题，蓄意犯罪的人。这类人在逃亡途中仍会不断犯罪；另一类是因一念之差，或因年少气盛在不理智的情况下实施了不法行为，这类人本质并不坏。他们在出事后，因害怕、后悔而出逃。在逃亡过程中，这些人可能会逐渐找到生活的正确方向，走向正确的轨迹。
“尽管那些本质并不坏的人，在逃亡隐匿过程中重新生活，也没有再重新犯罪，但是他们仍要为当年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是维护法律尊严的要求，也是给被害人一个交代。”李玫瑾说。(记者余飞 通讯员张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