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救人被伤获救者拒作证 被指曝证人制度存漏洞

　　河南小伙牛治康深圳救人血染街头。担心遭到报复，被救女孩不愿出来作证，导致单位为其申报“见义勇为”一事蒙上阴影。(见12月16日《广州日报》)

　　遭遇不愿作证的并非小牛一人： 11 月，长春一男子帮忙抓小偷致两处骨折，失主不愿作证； 12 月，昆明一老人被公交车撞死，满车乘客无一人愿意作证……

　　一方是见义勇为，另一方是拒绝作证，似乎形成鲜明道德反差，然而这只是道德问题么？一两个人不作证，或可归为道德原因，满车人不愿举证，难道满车人都道德有问题？事实上，社会中道德高尚或品质恶劣的人都只是少数，芸芸众生，皆有趋利避害的本性，若在某类事件处理上出现群体性“道德偏差”，与其进行道德批判，不如从制度上找根源。

　　当事人不愿举证，显然制度上存在问题：其一，证人人身安全缺乏具体法律保护措施；其二，缺乏误工费、交通费等经济补偿和奖励制度；其三， 缺乏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措施。此外，对执法机构的不信任，也导致不愿举证，如深圳救人事件，报警两小时后警察才赶到，而事发现场的摄像头又“恰好”坏了，如此效率作风，难免影响当事人举证积极性。

　　道德如花朵，制度是土壤，制度缺失，必导致道德危机。公司进退、奖惩机制不合理，多数员工必出现责任心缺失，忠诚度低等问题；举证法规粗糙，必使见义勇为者减少，牛治康虽受刀伤不后悔，然而其他遭遇不公的英雄们，今后是否都还“路见不平一声吼”？这个真不知道。

　　制度比道德更尊贵。举证法规完备，不愿举证现象就会减少很多，企业管理科学，员工自然更敬业、负责，一个完善的制度，能让大多数人在群体行为中更加积极。一味强调道德意义，或拔高道德标准，只会让更多人放弃做好人。(夏远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