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农民工终将成为真正的合同工，成为市民，成为工作有尊严、生活有体面的新兴群体。而当前，职能部门所要做的，就是尽快使他们名副其实，而不是一改(名)了之。从农民工到新型合同工，要以权利丈量，用权利赋予农民工真正成为新型合同工。
清洁工、水暖工、装修工、电焊工、搬家工、建筑工……以前，人们都叫他们“农民工”，12月25日，他们却作为“新型合同工人”，胸戴红花，身披彩带，踩着红地毯昂首迈入河南省中牟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同样的活动，去年是优秀“农民工”表彰大会，今年则是优秀“新型合同工人”表彰大会。中牟县委书记杨福平认为，“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农民一种极大的不公，“所以从今年起，我们就改变了称呼”(12月26日《东方今报》)。
农民工这一称谓，确实涉嫌歧视。前不久，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就“农民工”称谓提出了质疑，并呼吁取消这一称谓。如今，中牟县将农民工称谓改为新型合同工人，既是对卢展工的积极回应，也是从字面上消除歧视农民工的一种努力。
从农民工到新型合同工，这一变化固然值得肯定，但尤其需要明确的是，变成新型合同工的农民工，既需要名正言顺，更需要名至实归。
合同工，顾名思义，是与用工方签有合同的工人。既然是新型合同工，其精义应该体现在合同上。但放眼现实，农民工的一大惨淡景象是，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并没有合同。日前，北京大学发布的一份名为《京、渝、沪、深四城市建筑工人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75.6%的受调查建筑工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签订过劳动合同的受访者中，63.6%的工人自己手上没有劳动合同。如果连合同都没有签、都签订不了，谈何合同工？
没有合同，就无法确认劳动关系，一旦日后与用工方发生摩擦，就难以合法维权。众所周知，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为何近4年过去了，仍有不少农民工无法签订合同？谁之过？
既然是新型合同工，就应该享有合同工的尊严。社会学家陆学艺曾经表示，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农民工总体上处于“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歧视、文化上排斥、制度上限制”的境地，应该说现如今农民工的权利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他们并没有融入城市，不是不愿意融入，而是很难融入，或者说融入不了。于是，我们看到，尽管我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但农民工依然是候鸟式生存，城市只是他们停留的驿站、劳作的工厂。他们在城市里是孤独而卑微的异乡者，尽管他们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增光添彩，但他们依然处于“社会拒人、权利亏人、心理贬人、文化伤人”的困境之中。
为了让新型合同工名副其实，就应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新型合同工到新市民，有不少路要走。首先城市应以感恩、包容的心态对待新型合同工，而不是需要时和颜悦色，不需要时眉头紧皱，一脚踢开。其次，要从制度建设上保证他们成为新市民。一方面拆除制度藩篱，比如改革城乡二元户籍体制，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敞开城门，让新型合同工从身份上成为新市民，让他们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家园；另一方面则是提供平等的福利保障，不能厚此薄彼，像对待市民一样对待他们，如果农民工无法取得同等的福利，他们即便褪去了农民工的标签，也依然是脆弱的边缘化的新市民。最后，还应平等赋权。在农民工走向市民化的进程中，让他们拥有像市民一样的各种权利，比如选举权等，也不容回避。
须知，改名容易，也就是动动嘴皮子的工夫，但名至实归可就难了，如果只改名而不来真的，只会让农民工有强烈的被欺骗感，还可能遮蔽真相，掩盖农民工的苍凉感与悲怆事实。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农民工终将成为真正的合同工，成为市民，成为工作有尊严、生活有体面的新兴群体。而当前，职能部门所要做的，就是尽快使他们名副其实，而不是一改(名)了之。从农民工到新型合同工，要以权利丈量，用权利赋予农民工真正成为新型合同工。（秦淮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