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权者的权力必须回归群众的权利，权力才能真正属于群众的权利。民主选举、弹劾罢免是最好的权力回归权利。在我看来，乌坎村事件不仅是一个经济利益的诉求，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权益的诉求。
随着广东省委工作组的进驻，三个多月来乌坎村因出于“对村干部处置土地、财务、换届等问题的不满而出现频频上访”，现在却打出欢迎工作组的横幅；此前“一度情绪激烈的当地村民”，现在却“趋于平和”(12月22日《人民日报》)。乌坎事件的此前此后，反差何以如此之大？我以为，“乌坎转机”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高度重视反腐败。最基层的腐败，最直接地发生在群众身边，最直接地损害了最基层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因而，也能最直接引起最基层群众的强烈不满、强烈反对，甚至是反抗。
因为腐败对基层群众的损害是最为直接的，因而基层群众对腐败的反对、反抗也是最为强烈、最为坚决的。毛泽东有一句话，“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这是我们夺取政权时候对群众力量的一种深刻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可是，为什么我们改革开放32年来，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甚至依然艰巨？关键就在于我们相当一些地区和单位还没有把反腐败提到“全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的高度来认识，还未能找到一种能够充分唤醒、组织、调动广大群众，积极并有序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渠道和方式，人民群众还未能成为反腐败的生力军和主力军。
乌坎村事件或者乌坎村这个案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群众在反腐败上的斗争性和坚决性，而且看到了组织群众有序参与反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第二，要高度重视民心。毛泽东还有一句名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有很多事情之所以干不了、做不成、障碍重重，关键就在于这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不相信群众，没有群众观念，不走群众路线。《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提出“乌坎转机”，强调要“扫除面对群众的敌对思维”，既讲到了点子上，又体现了群众观念的创新和执政能力水平的提高。从这个案例中，我觉得会得出一个比较好的处理群众利益诉求的模式。
所以说，尽管乌坎村事件中，广东省委工作组进驻得晚了一点，但是它反映了我们在正视、处理这种群体事件中，已经开始比较理智，开始多从群众的角度考虑，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在一些地方党委、政府中，已经有所体现了。
第三，乌坎案例的启示。首先，掌权者的权力必须来自群众的权利，权力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权利。关于“巴黎公社”马克思曾经有一句名言，“社会像大企业一样，总是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尽管有时候会发生错误，但是总能很快纠正过来。”但是我们在太长的时间和太多的地方，用的是马克思早就抨击过的，“用等级授权制来代替普选制”！即使是村里的“两委会”选举，都要由上级先定框框定调子圈人头，以确保组织特别是主要领导的意图实现。而场面上的既费时又费钱的所谓选举，不过是热热闹闹地走过场而已！不但选举不能真正体现(更不用说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且因为群众感觉不到自己的意志被代表，越来越不认可并排斥这种选举。
其次，群众的权利必须制衡掌权者的权力，权力才能真正服从老百姓的权利。只有真正地服从才会有真正的服务。为什么一些干部不会也不愿为人民服务？因为他认为他的权力并不来自人民，而来自上级领导。群众的权利制衡不了他手中的权力！这不是一个仅靠思想教育和道德修养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要用制度设计，特别是改革权力结构，才能真正有所制约并制衡！
再者，掌权者的权力必须回归群众的权利，权力才能真正属于群众的权利。民主选举、弹劾罢免是最好的权力回归权利。乌坎村事件有人把它仅归结为经济利益。但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利益的诉求，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权益的诉求。
32年来，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适时跟进，人民群众很多政治诉求，没有适当的渠道来表达、参与和宣泄。因此，八十年代就有“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表达权”因而首次进入十七大报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必然会有多种利益诉求。如果没有适当的渠道，群众的不满会通过不同途径和不同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这不仅是群众经济上的诉求，也是需要有序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和诉求。
因此，我觉得乌坎村的案例，可以给我们新时期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各级党委、政府很多启示。学界、理论界应该就这个案例进行深度剖析。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容应对我们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面临的各种困难和出现的突发情况，就能够通过改革来保持一种相对稳定，并通过这个相对稳定促进改革不断深入。因为，以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保守求稳定，则稳定亡！
同时，乌坎村事件也说明一个问题。32年来，我们有不少经济体制改革特区，却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区！以致党内民主、党内监督、选人用人、舆论监督等缺乏综合实验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区来进行试点。因此，32年来，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们没有一个类似小岗村那样的成功样板来拷贝复制推广。所以这么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中虽然也有一些小打小闹的小胜利，但不足以集成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大胜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而综合性也大得多。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依旧只限于技术战术层面，只流于表层表面，而不敢“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进行实质性的推动，不仅会延时误事，而且其后果难以预料。(李永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