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红头文件管不住“嘴上腐败” 财务制度存缺陷

　　●权力腐败始于交易，交易需要场合，加之吃喝传统，于是，手握权力的人被请上了餐桌。“吃什么无所谓，关键是和谁吃”，“喝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关键的人喝满意”。

　　●财务制度的缺陷是公款吃喝的重要原因。我国现行的财务制度是允许公款吃喝的。公款吃喝可以在所谓会议费、出国费、培训费、调研费、科研费等合法的项目下报销。

　　●大多公款吃喝禁令本身道德倡导性内容过多，具体责任追究等细节性规定少，缺乏可操作性。

　　●将公款吃喝纳入刑法范围，能让更多的公款吃喝者有所顾忌与收敛。但是，公款吃喝入罪还必须与财政透明和财政监督的改革同时进行。

　　嘉宾：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 杨小军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王建民　编辑：倪光辉

　　编辑：不少人称，如今公款吃喝之风已经登峰造极。放眼望去，几乎就没有不公款吃喝的场合：上级有上级的吃喝，下级有下级的吃喝；发达地区有发达地区的吃喝，贫困地区有贫困地区的吃喝。无论因公因私，只要能纳入名目，全部公款买单。公款吃喝泛滥，究竟原因何在？

　　杨小军：吃喝之风，弥漫社会，既有自古以来的习俗，更有官场的风气，二者相互影响，彼此作用，共同发酵，散发出浓烈的腐败之味、乖戾之气、愚昧之态、谄谀之风。比如：上级来人检查考核，要吃吃喝喝搞好接待；向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要吃吃喝喝聊表敬意；到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要吃吃喝喝搞好协调；兄弟单位交流学习，要吃吃喝喝尽地主之谊；出门在外招商引资，要吃吃喝喝表现诚意。而公款吃喝又大多与职务腐败密切相关，极易演变成“灰色腐败”。

　　王建民：公款吃喝大行其道，其实是权力与利益交易的市场选择。权力腐败始于交易，交易需要场合。源于崇尚吃喝的传统，顺理成章，手握权力的人被请上了餐桌。“吃什么无所谓，关键是和谁吃”，“喝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关键的人喝满意”，而人的需求是不断升级的。这便是公款吃喝的档次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编辑：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中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元，2005年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令人痛心。对此百姓一片鞭挞之声，党政部门也频发禁令。然而，各种名义的公款吃喝行为却屡禁不止。

　　杨小军：习俗风气，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制度支持才是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公款吃喝财务制度的保障，官员们吃自己的饭，喝自己的酒，无论如何也不会发展到如此程度。财务制度缺陷是公款吃喝的重要原因。我们的财务制度是允许公款吃喝的。公款吃喝可以在所谓会议费、出国费、培训费、调研费、科研费等合法的项目下报销。

　　王建民：公款吃喝背后，存在巨大的利益链条，形成一种腐败“文化”，成为有些干部跑门子、拉选票、建立所谓“人脉”关系的主要方式。而公款吃喝的费用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财务部门、审计部门等的审核与监督，是发票在“漂白”这些庞大的黑色账目。财务报销制度的不完善，在纵容着公款吃喝。

　　杨小军：此外，监管失策负有重要责任。贪污是犯罪，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早已解决；公款吃喝就是一种浪费，这种浪费也应是犯罪，却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尽管我们下发过多份文件，试图遏制公款吃喝，但不仅没有什么效果，反倒是吃喝之风更甚。究其原因，是监管失策。正因为监管失策，才会有无处不在的大吃大喝。

　　编辑：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出台的相关禁令多达上百项。相关部门对于公款吃喝消费的规定越来越细，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吃喝之风却有日趋泛滥、蔓延之势。上百个红头文件为啥管不住一张嘴？

　　杨小军：上百个红头文件来遏制公款吃喝之风，说明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也是高度重视的，但同时也说明这些文件并没有真正管用。要想管住公款吃喝之风，不能再用一般性要求、反复强调等办法，而应当用制度和法律手段进行治理。

　　王建民：不少公职人员认为，“不贪污不受贿，吃吃喝喝有啥罪？”而相关的规章制度本身也存在漏洞：一方面，大多禁令文件本身道德倡导性内容过多，具体责任追究等细节性规定少，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财政预算存在不透明、预算执行弹性空间大等特点，各级公务接待标准也较为模糊，从而在客观上为各地公款吃喝的超标违规提供了制度便利。

　　杨小军：我们并不缺少遏制公款吃喝的文件，缺少的是保障这些文件规定能够严格执行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文化。如果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落实，根治公款吃喝的目的终会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