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称法律用词应有明确是非观念 以免误导公众

　　昨天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各界别小组讨论“两高”报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工作室主任刘白驹，表达了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担忧。针对当前一些严重刑事案件，因为被告人赔偿了被害人或者其家属，判决书里面有“积极赔偿”、“主动赔偿”以及“取得谅解”或“真诚谅解”等字眼，刘白驹表示了怀疑。

　　“滥用谅解之辞，会让人们以为，被告人赔偿就可以免于死刑或者从轻处罚，是花钱买命、花钱买刑，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法官会丧失公正立场，千方百计寻找从轻处罚被告人的理由，并且充当为被告人服务的“说客”。”——刘白驹

　　给钱取得“谅解” 就可以减刑？

　　“本来刑事和解只适用于判3年以下刑事徒刑和7年以下过失犯罪情况，但在现实中却不是这个样子，近几年，常见刑事判决书有这样的说辞：被告人对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家属进行了赔偿，取得了谅解，故对其从轻处罚。甚至，一些严重刑事案件的判决书也有这种说辞。”刘白驹举例称：有“打工仔奸杀女中学生被判死缓”案，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采取暴力手段奸淫妇女，其行为构成强奸罪，且后果严重，依法应予严惩。鉴于刘某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其亲属“积极”向被害人赔偿了经济损失，获得黄某某父母的“真诚谅解”，故对被告人刘某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还有没赔偿也获得谅解的刑事判决。”随后，刘白驹举了“浙江南浔两协警强奸醉酒女子获刑三年”案，也就是所谓的“临时性强奸案”。法院根据犯罪事实，考虑到两人属“临时性的即意犯罪”，事前并无商谋，且事后主动自首(实际上无自首情节)，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给予酌情从轻处罚，分别判处两被告人三年有期徒刑。

　　所谓“谅解” ，只是一定程度的“宽宥”

　　在刑事案件中，刘白驹认为，遭受损失的被害人或其家属向被告人索偿，是正当要求。判决书把被害人或其家属对被告人一定程度的“宽宥”说成“谅解”， 颇为不当。“轻判更是情理不容。”刘白驹说，这些判决书中的“谅解”之辞，根本不可能是被害人或其家属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他们极希望获得赔偿，也绝不会心甘情愿说出“谅解”二字。

　　刘白驹认为，把“谅解”之辞强加于严重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或其家属，是构成对他们的二次伤害，是对他们人格的严重贬损，更是对那些已经死亡的被害人的极大侮辱，同时也是对社会伦理底线的触犯，对公众情感的蔑视。

　　刘白驹建议，加强对“刑事和解制度”运作过程的监督。由于涉及金钱，以及由于司法人员的裁量权过大，如果搞不好，“刑事和解制度”可能成为司法腐败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最高法二级大法官王秀红：

　　法律用词应有明确是非观念

　　“您对于严重刑事案件‘真诚谅解’怎么看？”“两高”报告讨论结束后，记者追问全国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王秀红。“我个人理解啊，严重刑事犯罪不应该用‘谅解’这个词。”

　　那么以后会不会避免用这样的词？王秀红表示，这个事确实值得商榷。“法律用词是很严谨的，法律语言有文字语言和口头语言，都是非常严谨的，不是中性的，有明确的是非观念。我们是应该认真的吸取，很好的研究，防止在一些用语用词上，误导公众，以及造成对法律的亵渎。”(特派记者 李杰 杨芳 孙晓伟 梁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