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英国家庭暴力中的女性

　　引言

　　当论及家庭暴力的时候，当下的我们必然包含着一种负面的价值判断。家庭暴力，多发为针对家庭中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为现代的社会观念和法律制度所否定。然而，这样的历史开始不过是两百多年前的事实。在古代，直至现代社会的前期女权运动真正兴起的时代，“妇女权利”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17世纪的英格兰，正是处在现代社会的前夜，个人觉醒和平等诉求在公共领域大行其道，然而，在婚姻和家庭的法律领域，宗教教义和教会法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男权的社会观念和父权制的家庭制度并没有多大改变。

　　在家庭暴力问题的视野范围内，17世纪英国，上述的社会意识的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丈夫对妻子拥有一定的“惩罚权”；另一方面，社会观念和司法实践对丈夫的“超出合理限度”的暴力的审查表现出极大的宽容。

　　被宽容的丈夫暴力

　　在现代早期的英格兰，流行着这样的歌谣：“小狗，女人和核桃树，他们越打会越好。”社会针对丈夫对妻子的暴力有很大的容忍度，圣经和法律都认可男性对家庭其他成员(比如孩子、佣人、妻子等)行为“合理纠正”的合法性，即来自罗马法上的所谓惩罚权。实际上，家庭内部的暴力在社区中，亦是“公开的秘密”。16世纪在伦敦有这样的规章：晚上9点以后不能打老婆。这是为了防止由此产生的噪音影响邻居。可见法律和习俗都对丈夫暴力司空见惯。

　　那么，丈夫暴力是否有其界限，越界的相应法律后果何在？来自宗教法庭和世俗法庭的几个案例也许可以说明。首先，法律对丈夫暴力的容忍程度是相当高的；另一方面，对丈夫的越界行为惩罚力度也很小。

　　分居诉讼制度下对男性暴力的包容。受到基督教传统的影响，英国在教会法上，现代意义上的婚姻终止的唯一法定理由是一方的死亡，无论是妻子还是丈夫，都几乎不能获准“可再婚”的离婚，而妻子更是不得主动提起这种诉讼。妻子若主张合法婚姻的破裂，主要还是通过司法分居诉讼的方法实现。司法分居诉讼的理由主要有两个：通奸和虐待。

　　女人在基于虐待理由提出分居的诉讼中，障碍重重。来自亲友和族长的劝说和男性把持的法庭，都是女人难以逾越的阻碍。

　　在1684年的一个宗教法庭的记录中，有这样一个案子：一名叫伊丽莎白·帕尔玛(Elizabeth Palmer)的女子常年遭受丈夫的虐待和强暴，丈夫还威胁要杀害她，以便他可以和老情人重修旧好。出于担忧，她的母亲向当地富有威望的欧文牧师倾诉求助，咨询是否可以把女儿带回家，远离她残暴的丈夫。但是欧文牧师没有支持这种想法，反而劝说她放弃。他说：“把一对夫妻分开是困难的事情，丈夫总归还是同情和心疼妻子的，我建议您的女儿用虔诚侍奉全能的上帝，并忍耐这一切。”

　　这种情况在当时实属普遍，社会认为丈夫打妻子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由于没有经济来源，成功分居的女人也不得不寄人篱下。如果丈夫在分居后的赡养费支付中拒绝全面履行，很多成功分居的妇女都必须依赖亲戚朋友的资助。

　　法庭因此倾向于劝说妻子忍耐。只有妻子提出翔实的证据证明丈夫的暴力是“过度的”，而她本人的行为又没有瑕疵，法庭才会支持她的主张。

　　1672年的一个案例中，丈夫和妻子的双方父母因为嫁妆问题发生争执，妻子因此拒绝与丈夫同房。丈夫对其拳脚相加，导致妻子的脸部、头部、胸部都严重受伤，丈夫被基于刑事犯罪的指控告到地方法庭。法官虽然对妻子的伤势表现出“震惊”，但仍然认为丈夫“事出有因”，妻子拒绝同房是没有履行妻子的义务，最终法官认为双方各有过错，从而驳回了妻子的请求。

　　家庭刑事犯罪中的男女有别。严重的家庭暴力可能产生夫妻间的谋杀案件。法庭在认定这种类型的谋杀案件的时候，采取“男女有别”的态度。不堪忍受暴力而杀害丈夫的女子，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获判决“叛逆罪(petit treason)”被处以死刑，与丈夫杀害妻子可能被判处的“普通谋杀”相比重了许多。丈夫在被指控谋杀的情况下，最后还可能被判决“过失杀人”。此外，妻子比丈夫更容易被定罪，陪审团的心理倾向和男性把持的审判，对认定男女被告人时的证据要求也难免有所不同。

　　在1688年的一个案例中，一个叫玛丽·霍布里(Mary Hobry)的法国女人，常年遭受她的英国丈夫的毒打和辱骂，她的丈夫还拒绝为家庭提供给养，反而要求她出去赚钱养家。此外，这位丈夫还以死亡相威胁，迫使妻子卖淫。直到有一次，这位丈夫喝醉回家，对妻子又一顿毒打，遍体鳞伤的玛丽趁丈夫熟睡，将他勒死并碎尸。最后，法庭判决她“叛逆罪”成立，玛丽被处以残酷的火刑。

　　谋杀丈夫，不仅剥夺丈夫的生命权，更是对家长制度、男性权威统治的挑战。所以，在某些案例中，妻子的叛逆行为还可能被指控挑战“国家秩序”。相比之下，由于丈夫殴打妻子以示教育的情况非常正常，所以偶尔的“失手”也变得可以接受。在这样的逻辑驱使下，以男性为主导的陪审团和法官，倾向于忽略丈夫行为的严重性和妻子受害的程度，更多地重视妻子的行为和结果，妻子的杀害行为往往被认为是有预谋的，获得重罪的可能性非常大。

　　女性的自我救赎：忍受和逃避

　　从史料看来，尽管妇女在家庭暴力问题上的处境很糟糕，但是女性对它的反应却比我们想象的平淡许多：她们鲜有对这被统治的秩序提出挑战。现实也给逃脱悲惨婚姻的女性加大难度，除了自杀、谋杀丈夫等极端的方式，介乎这两个方式之间的“皈依宗教”或者“自我隔离”的方式成为女性逃避丈夫虐待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个叫安妮·多默(Anne Dormer)的女人在她的日记里记录了她的婚姻生活。她认为她的丈夫暴躁多疑，常常对她恶言相向，甚至拳脚相加。自从和丈夫发生冲突后，安妮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足不出户。最长的一次，她长达两个月没有和任何人见面。她把自己的经历投身到照顾孩子、阅读和侍奉上帝的事上，过上了离群索居的生活，只是偶尔与几个“闺蜜”见面。

　　事实上，安妮在同时代的女性中已经显得“桀骜不驯”，然而，她在丈夫去世后的日记中却依然写道：“我仍然深爱他，并永远处于他的统治下。”

　　强大父权制和服从的女性

　　必须看到，在现代早期的英国，社会舆论维护着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然而女性自己并没有对此有太多的挑战，她们只有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在体制内寻求有限的暂时解脱。圣经中所述的“伊甸园的原罪”，使她们带着赎罪的心态生活在性别等级制和父权家长制的体制之下。

　　而法律否认已婚妇女的人格，规定丈夫对她们财产的吸收，使其失去独立的经济基础。婚姻契约的宣示内容包含了妇女“服从”、“爱”、“宽恕”的理念，深刻影响每一个对着上帝宣誓的妻子。因此，丈夫的惩戒权威得到了妻子的认可。对丈夫权力的服从，不仅表现在男性的话语中，也被女性自己表现出来。

　　从英国近代早期家庭暴力情况来看，在古代以及现代社会的早期，父权制的影响十分强大，女性地位的高度从属性，是中外历史的一个常态。仅从经济发展的历史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地位的产生、存在和改变。

　　而在今天，即使家庭暴力已为很多国家的法律所明令禁止，这种现象仍然不能完全根除。也许，要消灭这种侵害妇女权益的现象，经济的发展和法律的规制，还仅仅是个开端。(林一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