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院院长：法治是新时期社会管理最根本手段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面临新情况、新挑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需要着力发挥法治的基础和主导作用，积极探索构建法治主导型的社会管理模式。

　　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需要建立法治主导型的社会管理模式

　　建立法治主导型的社会管理模式，首先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根本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社会管理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将法治作为党和国家实施社会管理的根本理念、基本途径和主要手段，将法治的方法运用到管理的全过程，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

　　其次是历史的选择、人类的共识。人类社会的管理，历经了原始社会的自我管理、奴隶社会的强力控制管理、封建社会的人治管理，直至走向现代社会的法治管理，足见法治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三是转型期社会管理的时代要求。当前我国社会主体成分复杂，自主意识强烈，价值取向多元，利益诉求多样，需要在社会管理手段上体现平等性、注重公平性、具有权威性，而这正是法治区别于行政、市场、道德等其他管理手段的优势所在。法治是新时期社会管理方式中最基础、最根本的手段，理应发挥其应有的主导作用。

　　实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完成社会管理基本任务，根本路径在于民主和法治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实现上述目的和任务，根本路径是民主和法治。

　　要发挥法治在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中的基础作用，实现社会管理的“有序之治”。规则之治是社会安定有序的基石，也是社会管理的基础任务。法治强调法律在实现社会治理中的权威性，要定“良法”促“善治”，通过预置规则体系，有效协调公权与私权、个体权益与公共利益、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关系，使社会主体对自身的行为后果形成稳定的预期，并通过制度化的强力支持，保障规则的有效实施，确保整个社会处在规范化、制度化的有序轨道内。

　　要发挥法治在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中的核心作用，实现社会管理的“和谐之治”。社会公正不仅是社会管理的价值追求，也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素。要将公正贯穿于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始终，从源头上预防、减少和消除社会冲突；要在继续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同时，通过政府管理“看得见的手”和法治“看得见的规则”，调整好社会利益的分配，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发挥好司法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终端的权利救济和教化引导作用。通过惩恶扬善、定分止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恢复社会运行秩序，彰显法治的功能和作用。

　　要发挥法治在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中的保障作用，实现社会管理的“民主之治”。民主是实现社会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也是社会管理的重要路径。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管理的参与者，更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提供制度化保证，实现各类利益诉求的有序和理性表达，实现法治的民主化和民主的法治化，增强对社会风险的预见力、掌控力、化解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稳定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

　　坚持法治主导型的社会管理模式需要实现五个统一

　　建立法治主导型的社会管理模式，要在坚持法治主导的理念、原则、体制、规则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推进多元化的积极协同，实现法治化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法治化。

　　要着力实现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有机统一。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从路线、方针、政策高度确保社会管理的总体方向不偏离。在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的同时，还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挥法治主导的制度优势，使社会各界参与社会管理的行为依法而为，党对社会管理的领导依法而为，确保社会管理的制度不偏差，管理不偏位。

　　要着力实现转变政府职能与推进基层民主自治的有机统一。既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使政府职能实现从微观经济管理向社会综合服务转变，管理手段从行政强制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方式转变，又要针对社会管理的主体流动在社会、生活在基层等特征，提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良性互动。

　　要着力实现依法治理与多方参与的有机统一。既要坚持依法治理的主导方向，让法律问题通过法治途径解决，又要强化“社会管理社会管”的理念，加大多方参与力度，努力让社会问题通过社会解决，积极推进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协同共治作用。

　　要着力实现综合施策与法治主导的有机统一。社会管理范围广泛、内容繁杂、成因复杂，既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道德等手段，合力化解矛盾，又要坚持法治主导，通过法治的强制和权威，保证综合施策的最优效果。

　　要着力实现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利益多元调节与树立法治权威的有机统一。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利益，既需要全社会多主体参与、全方位多渠道化解，又必须以树立和维护法治的权威为前提，以推动在体制内化解矛盾纠纷为重点。不能以削弱和损害法治的权威为代价，因暂时的利益满足激发长期的矛盾纠纷，因个体局部的法外施恩引发全面的公信危机。(应勇 作者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