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游街示众”何时绝迹？

　　废弃了程序而实现的所谓目的，在法治视野下，都不能称之为正当目的。以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为代价，来显示法律的威力，与罪犯何异

　　3月31日，项城市在该市广场召开春季严打整治推进会，会上，政法部门依法对41名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嫌疑人予以刑事拘留、逮捕，法院还公开宣判了10名被告人，以震慑犯罪。对此，该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称，“春季严打整治推进会”不管谁组织召开的，公安局都不会推脱责任，打击犯罪的愿望是好的，可能“方法不太妥当”，也没想到会“闹这么大的动静”。

　　人权保障是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的终极目的之一，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能否享有充分的人权，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公正、文明的重要标准之一，没想到公捕公判会“闹这么大的动静”，那么，想到“尊重和保障人权”了吗？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刑诉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等三部门在1998年、2007年两次下文规定：严禁对执行死刑犯游街示众，对一般罪犯特别是犯罪嫌疑人更不能公开游街示众。今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3月14日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把“尊重人权”写入新的刑事诉讼法之中。在一个法治国家，任何目的，只有把它装置在程序中时，才有正当性可言。废弃了程序而实现的所谓目的，在法治视野下，都不能称之为正当目的。以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为代价，来显示法律的威力，与罪犯何异？

　　法律只有惩罚人的功能，而没有羞辱人的义务。全社会，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消除形成犯罪的社会条件，大力预防犯罪，而不是对犯罪嫌疑人身体的围观与羞辱。在法治国家，法律是一种规则，是一种程序，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形成的理性的社会文化。无视“罪犯”尊严和价值的公捕公判非但挽救、教育不了“罪犯”，反而把“罪犯”往绝路上推，是非正义的“广场司法”，所谓的“效果好”不过“多数人的暴政”而已。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中，做任何事情都要依法。而且，“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程序公平正义是看得见的公平正义。如果程序公平正义无法得到保障，实体公平正义往往就会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基础，那种认为“只要结果正确，无论过程、方法和程序怎样都无所谓”的观念最终必然导致所有的权利都成浮云。在法官判决之前，只要还不能断定一个人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如果公民连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尊重和保障，那就是“伪法治”。

　　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无法赶尽杀绝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说：“即使把小偷的手砍了，仍然有小偷。”在任何一个司法制度下，都有一定量的犯罪存在，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自然及社会条件所引起的，其质和量与每个社会集体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信不足，焉有不信。”“威”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之上，即使公捕公判的目的合法、正当，但从长远来看也是有害的。社会是否和谐不是聚众看如何践踏人权，法治社会岂可把“一个仅有犯罪嫌疑的人”绑到广场上滥施法外之刑？（刘英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