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城管现场查封权需要严格规制

　　立法授权的同时，必须提供完善的程序规制，这是确保执法权不被滥用的关键。

　　近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修订草案)》。草案一大亮点是赋予城管部门现场查封权，发现在建违法建设拒不停止建设或者拒不自行拆除的，城管应依法查封施工现场。

　　这一赋权的目的，是为了有效遏制违法建设高发趋势，为城市管理提供执法根据。据说往常发现违建要拆除，城管层层上报审批足足要等4个月，最后获得强制执法权，违法建筑也“生米煮成了熟饭”，既不经济也加大了执法难度。

　　从立法依据上看，我国《行政强制法》规定，“查封、扣押应当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实施，其他任何行政机关或者组织不得实施。”根据我国立法体制，广州市作为省会城市，其人大及常委会享有地方立法权，上述条例属于法规层级，故而有权规定城管部门的查封权。

　　虽然赋权既有现实需要又合乎立法规范，但公众还是有一种担忧，尤其在城管执法声誉并不太好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对立法赋予城管断水断电等查封权产生先天性警觉，害怕这样的执法权一旦赋予就难以控制。正视舆论的忧虑，并为权力的行使设计出更加严密的约束规则，这应是地方性立法应当考虑的重点。

　　现代法治并不必然否定权力的扩张，而是强调权力的取得与行使必须遵循法定原则。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曾告诫我们：“不为法律所承认的权力较之法律授予的更大权力还要危险。”因为没有法律根由的权力会刺激掌权者的贪得无厌，而法定的权力即使很大，总是有限度的，这就限制了享权之人的奢望。从这个角度而言，广州立法将城管部门的执法权明确下来，未明确授予的权力就不得行使，这是规制现实中城管部门执法权泛滥的法治开端。

　　当然，立法授权的同时，必须提供完善的程序规制，这是确保执法权不被滥用的关键。现代法治发展的经验说明，随着社会事务的增多和复杂，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很难通过授权约束来实现，而更多地需要依赖严密的程序规则。

　　城管取得查封权之后，如何严格按照《行政强制法》规定的程序和期限行使，如何防止实际执法中查封范围的扩大或重复查封，如何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都必须从权力行使的程序上作出安排。只有让这种权力以受明文规范限制的可预知的方式行使，才能消解公众的潜在忧虑和暴力执法的现实可能。

　　除此之外，还应当提供限制滥用权力的补救办法，即严格的监督机制和公民权利救济机制。当一种授权被置于专门监督机关的严密监控下，每一次执法权的违规企图都能被相对人诉诸司法救济，那么我们便相信：授予出去的执法权是安全的。(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