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韩国对中国船长判决适用法律不当

　　近日，韩国仁川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新鲜出炉：中国船长程大伟杀人罪名成立，判处30年监禁，并处2000万韩元罚金。判决一出，各方评价不一。

　　镜头拉到去年12月12日，韩国检方指控：中国渔船“鲁文渔”号非法捕鱼，与韩国海警发生正面冲突。船长程大伟指示船员妨碍海警登船，刺伤海警李洛勋。韩方发射照明弹，“程大伟惊慌之下条件反射性地挥刀，刺中韩国海警李清浩并导致其不治身亡。”

　　案发后，韩国媒体大肆煽情渲染。一时间，舆论大哗、民意汹汹。韩国个别民族主义组织不依不饶，在中国使馆前示威抗议，号召全民抵制中国产品；少数执政党议员提出决议案，敦促中国政府就此正式道歉，承诺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时鼓吹韩国应加大打击力度，严惩中方非法捕捞者和暴力抗法者云云。

　　韩国检方更是来者不善，一口咬定程大伟船长犯有“杀害执行公务者未遂和杀害执行公务者之罪”，要求仁川法院处以死刑，以儆效尤。

　　黑云压城城欲摧。媒体聚光灯下，仁川地方法院如何下判，牵动各方敏感神经。面对汹汹民意，法院顶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强大压力，法官表态：量刑根据韩国量刑基准加以判断，不受被告国籍影响，也不会加重处罚。最后，法庭认定程大伟造成一死一伤，但杀人并非故意，且反省态度真诚，判处三十年有期徒刑。

　　乍看起来，判决尚不算太离谱。但让人警惕的是，判决书提及被告“曾多次进入韩国经济水域捕鱼”，故适用韩国专属经济区法加以追究责任。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韩方通过刑事审判强化主权诉求的意图，昭然若揭。

　　无怪乎，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中韩在黄海尚未划定专属经济区界限，我方决不接受韩方单方面适用专属经济区法来对中国渔民作出判决。中方敦促韩方理性、公正、妥善处理此案。

　　就法言法，2001年生效的《中韩渔业协定》将两国海域划为“暂定措施水域”、“过渡水域”和“维持现有渔业活动水域”三大部分。本案事发地点，中韩尚未划定专属经济区界限。韩方单方面援引国内法即专属经济区法，存在重大瑕疵。

　　最近5年，韩方对中国渔船动辄开出高额罚单，总额相当于1.64亿元人民币。韩国海警扬言，无暴力行为的中国渔民每次违规捕捞，将面临最高40万元人民币罚款。暴力抗法者则祭出“刑事处理”狠招，严惩不贷。

　　仅2010年，韩方以“非法作业”为名，扣留我国渔船高达104艘。韩方一味铁腕打击，难免引发我国渔民强烈反弹。冲突此起彼伏，《首尔新闻》社论惊呼，韩国西海(我国称黄海)沦为战场。

　　本案当中，程大伟船长是否犯杀人罪是本案关键问题。被告自述当时脑瓜一热，过度紧张，出于害怕，挥刀保护自己，从没想过杀人。主审法官采信海警单方证词，径直下判，并未考虑我方证人证词，启人疑窦。不邀请中方执法人员共同参与调查，如何有公信可言？

　　韩国刑法典中，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判死刑或终身监禁。但1997年以后，韩国从未执行一起死刑，死刑实质上已不存在。检方高调要求处以死刑，讨好国内民意的政治意味，溢于言表。

　　定罪实体问题之外，程序问题不宜忽视。程大伟船长是否受到人道待遇，司法程序保障公平与否；是否真正贯彻无罪推定原则；语言不通的程大伟，有无中文翻译；是否将中国人犯刻意分开；被告能否行使沉默权；至于中方外交官能否救助探望，提供领事保护，尤须关切。

　　根据韩国刑法，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有权在七日内提起上诉。鉴于“上诉不加刑”原则，被告可向首尔高等法院上诉。律师不妨收集相关证据，主张被告防卫过当，争取二审直接改判，减轻刑罚。

　　韩国2007年修订刑事诉讼法，第214条明定：犯罪嫌疑人、辩护人、配偶有权向管辖法院提出对逮捕和羁押适用是否得当的审查。这一救济途径，被告方不可不知，建议适时启动。

　　此外，2008年，中韩两国签订《中韩服刑者移送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引渡条件：一是移送之后，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上；二是触犯的是两国共有犯罪。以本案观之，两个条件程大伟无不符合。建议我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取得韩方同意，让被告回国服刑。

　　2009年，中国逮捕韩国某校级军官，以“间谍罪”判处其3年徒刑，拘禁1年后，次年引渡回国。条约规定，引渡回国后，服刑人有权依国内法获得减刑，程大伟自不例外。

　　就法言法，将心比心。悲剧发生后，中方对韩国海警伤亡一事表示遗憾，愿与韩方积极配合，尽快妥善处理善后。被告家属更是竭尽所能，拿出42万元人民币补偿。遭到拒绝后，已将赔偿金呈上法庭，诚意不言而喻。

　　冤家宜解不宜结。韩方理当摒弃暴力执法，采用更人性化的执法方式；韩国媒体更应自我克制，切勿借机炒作，导致两国民众恶感日深。(俞飞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