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监督公车私用,需较真公民更需较真制度
广州60岁的区少坤,是个吃低保的老人,也是当地有名的人物,皆因他6年如一日监督公车私用。区少坤走在街头,见到公车私用会随手拍下,然后拨打举报电话并将图片上传至微博。有人称其作秀,但他却因监督常遭辱骂甚至被打。
一个自身尚未完全衣食无忧的老人,竟然整整6年来痴迷于公共事务。当区少坤老人监督公车私用成为习惯,这无疑已是较真公民的表现:公车关乎三公经费的支出,与纳税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单个公民的力量也许有限,但这并不影响去关注与监督公共事务。也许,对于个人来说,较真“得不偿失”,但较之诸如“公车私用”此类被习惯性漠视的问题,这种外部监督不可或缺。
较真的公民是权利社会的财富,因为稀少,他们几乎一出现就成为新闻人物。探究他们“别具一格”的原因,除却其他个体者的不踊跃,它反衬出的显然还有制度层面上的不积极。具体到区少坤新闻中,他长达6年监督公车行为的现实土壤在哪里,在我看来,那就是:一些地方公车滥用、公车私用现象的大面积存在,地方公车治理进展缓慢,至少与普通公民的心理期待存在差距。 粗略算来,始于1994年,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文件为标志的公车改革,至今已经走过了约18个年头,可在具体的地方执行上,其成效仍然很难让人抱以乐观。大的方面言之,无论是以货币购买,还是严格限定公车配置,其最终效果也很少见整体成功者乃至可作为典范者。至于公车私用,不过是公车乱象中的一条小尾巴而已。
关于公车改革,关于公车私用、滥用等附生性问题的治理,制度的顶层设计早已有明确规定,为何到了地方就频频走样与失效?原因出在哪里?必须承认的是,公车治理是历史遗留问题,具体内容纷繁复杂,确实难以一时完全治理,但地方公车治理的蹒跚不前,更主要的还是缺少“较真的制度”:在具体的公车治理中缺乏公众参与,几乎都是让坐公车者进行公车治理,当然难以较真起来。
当前一些地方进行的公车治理与改革,多是“坐公车者主导”。这种单纯依靠权力自觉的公车改革,不仅会不透明不公开,甚至还会坚守住一个前提:那就是让确保权力者自身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事实上,缘于没有公众的参与,没有将民意纳入治理的整体范畴之中,许多地方的公车改革都是不触及利益核心的微调,甚至只是做做样子。
公车治理本身是一场复杂的利益搏弈,这一点早已经被认同,在关于公车治理的讨论中,逐渐清晰的另一个共识是:尽管公车治理乱象纷呈出来的形式各异,但它们所指向的根本问题都是“不受约束”。正因为纳税人未被赋予应有的知情与监督权,所以当前许多地方的公车运营成本是模糊的,公车数量是模糊的,乃至公车的正当性用途也是模糊的。这种无约束的治理机制,当它们遭遇不健康的权力观,自然就衍生出公车使用的乱象,公车私用、滥用、超标配备现象随处可见,于是也就“造就”了区少坤老人的“瞩目”。
就笔者个人而言,很是钦佩这位不妥协、随手拍公车的区少坤老人,但说到理性而有效的公车治理,它显然更来源于一个较真无缝隙执法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少坤老人成为新闻人物,本质上不过是验证了地方公车制度治理的部分失效。一千个较真的公民何如一个较真的制度,区少坤老人当然值得钦佩,但也不是出现得越多越好。(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