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公款浪费” 称官员待遇终身制须改革

　　如何遏制“公家”的铺张浪费——

　　公开透明是关键性前提

　　资金使用应全流程监控(问诊专家·晒晒“公家”的铺张浪费⑧)

　　嘉宾：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 康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竹立家

　　编辑：倪光辉

　　编者按：6月至7月，本版与人民网强国论坛联合推出了“晒晒公家的铺张浪费”系列报道。读者包括网友对当下不良习惯、公权力缺少监督、铺张、形式主义等原因造成的铺张浪费、能源浪费进行了“曝晒”。“公家”铺张浪费为何屡禁不止？怎样才能使之得到有效遏制？近日，本版及人民网强国论坛邀请两位专家，回答编辑及网友的问题，为“公家”铺张浪费把脉。

　　□公务接待已由“潜规则”替代“明规则”，几乎全归地方兜

　　编辑：对于身边的“公家”铺张浪费现象，本版读者和人民网强国论坛网友已经晒了不少。请问两位专家，您认为，当前“公家”铺张浪费主要涉及哪些领域和方面？呈现哪些特点？

　　贾康：客观地讲，“公家”铺张浪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且普遍存在。具体表现形式，有前些年所说的引起人民群众反感的讲排场、讲形式，建豪华办公楼，进行高标准职务消费等等，以及近来大家所热议的“三公”(公款招待、公费出国、公车开支)支出方面大手大脚的问题。此外，还有值得关注的两个方面：一是公职人员出差的标准控制难题。上级到下级单位进行视察或指导、调研等公务活动，不同级别的公务人员有不同的住宿标准和伙食标准。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公务接待早就变成了几乎全部由地方兜起来，无法按照原定标准去控制。这就是公务招待已由“潜规则”替代“明规则”的现象。另一个是官员在待遇方面终身制现象。现在，领导职务已没有终身制，但是领导退下来后，原来待遇继续保持，而且在相关方面要求照顾得更周到、更热情，比照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这种情况是很独特、很过分的。这在中国今后的配套改革中，是必须涉及和解决的问题。

　　竹立家：在我国，政府成本过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问题。政府成本体现在政府自身消费方面，我国政府自身消费大约占财政收入20%左右。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降低政府成本。另一方面，政府政策性浪费也比较严重，由于我们决策公开透明度不够，少数人或一人决策现象严重，因此决策失误造成的财政浪费现象比较严重。

　　编辑：工程建设领域的浪费，因为数额巨大，往往更能刺痛社会公众的神经。最近，两个事件受到读者和网友的广泛关注：投入约8亿元、使用寿命不到10年的沈阳绿岛体育中心被爆破拆除；海南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座办公楼斥资4000余万元装修，最终因“楼体严重超负荷”成为危房。怎么看待公共建设领域的铺张浪费？

　　贾康：我们迫切需要深刻反思这种现象背后的制度问题，包括问责机制缺失所造成的GDP的水分以及所造成的公共利益和民众福祉的实际损失。应有针对性地从恶劣案例的曝光、相关人员的问责做起，强化所有公共工程行为的绩效约束。这是以工程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为重点，克服“公家”铺张浪费所必须抓好、落实的工作。

　　这个问题的解决，首先要强调全套的制度建设，而工程的特点更要求有整体考虑的绩效考评机制、全程监控机制。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些事后评估并问责的先例，但做得不够普遍，力度也往往不到位。今后除了进一步加强事后的评估和问责之外，特别要重视对公共工程形成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绩效考评、全程监控的一套可行办法，以防患于未然，尽可能减少工程上的损失浪费。

　　□“公家”的铺张浪费屡禁不止是因为压力不到位

　　编辑：“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多次写入党和国家的各类文件之中。《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指出，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深化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党和政府历来反对铺张浪费，可现实中，公家的铺张浪费依然随处可见，屡禁不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贾康：现在公务人员的行为模式中，让人感觉经费是公家的，节约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是隔开的，但多花钱带来的效应对自己是实实在在的，至少对花钱多少无关痛痒。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官员觉悟外，关键要有一种可靠、持久的规则制度的约束。

　　我个人认为，“公家”铺张浪费屡禁不止是因为压力不到位。而形成公众压力的前提是比较充分的透明度。有了透明度和公众质询、批评、监督权的跟进，就可以形成迫使官员改变不良行为的实际压力以及领导机关对解决这类问题的有效处理方案，特别是引出对浪费失职行为的实质性的严肃惩处。所以，让人民群众充分知情，是这一套机制的关键性前提，当然这也就需要更好地发展政府信息公开和公共媒体监督的民主化、法治化的制度、规则和机制。

　　竹立家：从2006年以来，“三公”消费一直是政府“自身治理”的重点，但目前来看，效果仍不很明显。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我国，公共收入究竟是多少不是很清楚。比如，2010年社科院财贸所白皮书显示，我国财政收入约为8.3万亿，但宏观税负收入在14.2万亿左右。就是说，有6万亿左右没有被纳入预算管理体制，因在体制外循环而大多成为滋生“三公”消费的温床。其二，即使在预算范围内，“三公”消费的数字也不明确，仍是一本“糊涂账”。由于政府预算没有细化，我们无法判断哪些“三公”消费合理，哪些不合理，也就无法禁止一些单位用“三公”消费挪用或挤占公共财政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