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富翁因偷税罪羁押两年多 申诉八年终获无罪

　　在“举步可得天下药”的“药都”河北安国市，58岁的药商焦占军，却找不到一副有效的“药剂”，来治疗他“病变”的人生。

　　10年前，他曾是同仁堂最大的经销商之一，拥有两家药厂，年营业额千万元以上，开着全市最好的轿车，建了全市最气派的商务大楼。

　　但一切戛然而止。因为一纸最终被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税务稽查决定书，在此后10年，让焦占军的人生从鼎盛走向支离破碎——身陷囹圄，事业败溃，亲人离散。

　　多年的申诉上访之后，焦占军沉冤昭雪。在被宣判无罪的法庭上，他痛哭流涕，小儿子当庭跪下，给法官连磕三个响头。

　　但破碎的人生已然如长水东逝，不可逆转。如今的焦占军身患多疾，举债度日，住在仍被查封着的商务楼里，整日整日地翻捡着各种证据材料——他的战争还未停止，在他被羁押的两年多时间里，5个民事官司接踵而至且他全部败诉，因为资产被查封，甚至支付不起上诉的费用。

　　他想知道，谁应该为他蒙冤的10年埋单。

　　“适用法律错误”的百万罚单

　　安国市，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素以“天下第一药市”驰名中外。

　　生于1954年的焦占军，上世纪80年代在安国市政府机关当秘书，后调至药材管理局工作，1986年参与组建了安国中药材供销公司。

　　1999年5月，安国市中药材供销公司改制为民营的大仁药业有限公司，焦占军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他从当地中药材市场的药农手中收购中药材，初加工后供给北京同仁堂，再从同仁堂手中收取成药来销售。

　　此时，大仁药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员工100多人的中药企业，是同仁堂最大的经销商之一，还在北京核心地带购买了一处四合院设立分公司，与一家大药企联合经营健都制药厂，有200多名员工，年营业额过千万元。

　　在安国市，焦占军建起当时全市最气派的商务大楼“天元大酒店”。为抒胸中霸气，他特地请来文化名人在一楼大厅题了一首《天元楼赋》：“陋室堪记，常忆先贤，挥剑唱风……且将天元作丛台，兴金樽，论横纵。”

　　2000年5月，焦占军还与泰国PP集团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拟在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地带购进土地，用于药材的种植与生产。

　　“那是我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2012年8月7日下午，在向《法制日报》记者回忆起曾经的辉煌时，焦占军不断地翻找出当年与几家大企业签署的合作协议，试图尽可能精准地描述出“事业鼎盛”的状态——而那样的状态，却愈加凸显了这个正在夕阳下忙乱翻捡材料的他的落魄。

　　而造成这两种状态转变的伏笔，恰恰埋藏在其事业巅峰期。

　　焦占军告诉《法制日报》记者，1997年年底，为了便于成药销售，安国市中药材供销公司在北京成立了中成药销售部，承包给北京人闫亚平经营。

　　2000年7月21日，河北省、市、县国税稽查局组成专案组对大仁药业公司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大仁药业在销售中成药时，从1998年到1999年期间以“大头小尾”的方式填开万元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即在填写四联销项发票(销售物品时开给客户的发票)时，把给购货方的二、三联如实填写，但把存根联和报税务局的记账联(一、四联)少记销项收入，虚假填开增值税发票179份，少计销售收入10790万余元。

　　而这其中176张发票都是闫亚平开的，另外3张无法查清开具人。安国市国税局以该销售额乘以税率，认定大仁药业偷税183万余元。但同时还查出，大仁药业同一时期多交增值税52809余元。

　　焦占军不以为然。“我们和闫亚平是承包关系，即使存在偷税行为，我最多负的也是领导责任。”他告诉记者。

　　2000年12月28日，安国市国税局以其认定的偷税额减去多交税款和已补交的20万元款项，出具了税务处理决定书，责令大仁药业补交税款158万余元，并加收滞纳金127万余元。焦占军那辆象征身份的红旗轿车随后被扣押。

　　焦占军终于急了。他一纸诉状递至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状告安国市国税局不执行国家税法。但未及立案，这次起诉就被保定市国税局调解下来，红旗轿车被归还了。

　　“为什么他们不敢对簿公堂？因为他们没有执行国家税法，按照国家税法规定，增值税以商品增值部分乘以17%计算，而安国当地当时却有一条‘土税法’,即只要使用票据，不管是否增值，国税局和地税局都分别要收取票据数额1%的税款。”焦占军告诉记者，这也是闫亚平为何要开具“大头小尾”发票的原因，“增值税是逃不了的，要逃的是‘土税法’”。

　　在最后的判决里，国税局的这份处理决定书，被认定“适用法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