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娃娃”讨薪背后：政府无奈为问题工程买单(2)

　　同期：昆明金工匠公司法人代表　周金成：现在所有的工程有哪个工程不垫款，哪个工程不欠款 都是垫款干

　　解说：原本以为这个工程和以往一样，一两年后都能把欠款结清。然而，他们这次遇到的开发商却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2009年，为南国城业主办理按揭贷款的建设银行接到一房多售的举报，请求房管部门查实，加上拖欠工程款等问题的暴露，南国城原开发商，云南广厦置业公司的法人代表楼俊杰因为涉嫌虚假注资、伪造公章、合同诈骗被批捕。

　　同期：(2010年焦点访谈资料)杨建军 大理市公安局副局长：实际上就像我们所说的“小马拉大车”这个概念，他本身没有这么多的钱，但是做了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解说：由于开发商拖欠云南省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公司工程尾款，十建又拖欠金工匠公司的农民工工资，形成了一个“连环债务”。为了要回自己的工钱农民工只有去找当地政府。

　　同期：云南省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公司原出纳　高中汉：时间那么长了，像那天那个情况(人)不算多了，最多的时候，08年、09年那个时候嘛，只要有人说有个人在要钱，有一家单位在要钱，马上就是几百人

　　解说：开发商被抓，南国城由当地的明星工程变成了一个烂摊子。不仅没给当地政府带来经济效益还成了烫手山芋。仅周金成公司涉及欠薪的员工达五百多名，再加上一房多售的受害者等，不断的上访让当地政府应接不暇。

　　同期：云南省大理市大理镇代镇长 彭中：大理镇人民政府从2009年9月至2011年9月，多方筹措资金，共分3次垫付省建十公司工程款333万元

　　解说：尽管政府无奈为问题工程买单，但是在在数千万元的欠款面前，政府有限的钱只是杯水车薪。2011年3月，当地政府引进大理州新华石寨子旅游有限公司，以股权转让方式收购了广厦公司100%的股权，同时接管广厦公司原有债权债务。

　　同期：新华石寨子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　薛高：在前开发商也好还是政府也好以及我们后面接盘以后呢，陆续处理的这个总的支付工程款的这个总额呢已经会超过了8300万，支付比例呢已经超过了84.7%这个样子

　　解说：由于新接盘的业主和承建的云南省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公司，对工程尾款数目没有达成一致，导致最后钱没有付清，实际上已属于业主和承建方发生了债务纠纷。然而，最终受害者却是农民工，因为这剩下的一千多万基本上全是农民工的工资。

　　现场：云南省大理市市长　马忠华：我是一个普通公民的话我就来质问你们，这7千多万你们兑付了多少农民工工资？

　　现场：云南省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公司工作人员：还差我们公司一千七百万，那么这一千七百万我想问一下，这个新华石寨子他们这边准备怎么来支付？

　　现场：云南省大理市市长　马忠华：请回答这个，到底有多少(欠款)，(工程款应付给农民工的)最大比例应该是多少？农民工的工资欠着哪些人？

　　同期：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 黎建飞：现在85%的工程款已经拿到了，这里面早已包含工资在内，已经足够了##所有人都把自己利润拿走了，我垫的资也收回来了，我就不给你工资，因为我知道工资有真管了，工资一闹起来最后政府来买单都有可能

　　解说：本周五，周金成从云南省建工集团第十建筑公司了解到，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把一千四百万工程尾款划给了他们，并通知他下周一去结算工钱。

　　【主持人】

　　2003年，重庆普通农妇熊德明，因为向总理倾诉丈夫被欠薪而成为名人，从而在中国揭开了农民工工资清欠的讨薪行动。熊德明丈夫被拖欠的工钱只有2000多块，9年过去了，现在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钱动辄数万。这些血汗钱，是他们养家糊口的钱，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必不可少。但年复一年，旧账未清，新账又添。今天，大理南国城项目，由于市长亲自出面，农民工讨回了欠薪，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不可能是常态，市长的有为，也正显出了劳动、监察等部门的不为，过去的6年，除了欠薪，我们还欠这些农民工什么？

　　短片三：异化的讨薪

　　(音乐：娃娃讨薪画面)

　　电话采访 金工匠劳务公司法人代表 周金成：像我们农民工一个是春节，一个是学生开学8、9月份的时候，他们不管怎么紧张，都会凑点钱出来支付给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不会发生任何冲突，都好好协商，就解决掉问题了。大理这个项目拖垮了。我们找过大理镇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州人民政府，省委信访局，劳动部门更是没有力量。我们为了拿到钱，没有办法，大家才采取极端手段的。

　　(新闻标题，《娃娃上阵：中国农民工讨薪新招？》)

　　解说：8月23日本周四，《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网页上，出现了这一篇报道，文中说：“中国网民对讨薪这种事见多了，有时候甚至感到厌烦，但儿童的出现似乎叩动了他们的心弦。于是，一个近几年不再受到关注的话题又引起人们新的兴趣。”在文章的结尾，作者预言到：“在开发商因信贷环境紧缩、政府抑制投机而受到打击之际，大理或许不是最后一个农民工子女替父母举牌抗议的地方。”——不幸被他言中，就在大理13名讨薪民工领到工钱的本周二，在云南省会昆明，“娃娃讨薪”事件再次上演。

　　新闻播报：在云南白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门口，六七十位民工聚集在一起，一旁还有几个孩子，举着“我要吃饭，我要交学费，还我父母血汗钱”的牌子……

　　禄丰项目木工一组负责人 易川：小孩有十五六个，他们要回家读书没有学费，没有钱回家。

　　解说：昆明的讨薪事件中，共有大约500名工人被拖欠了超过300万的工资，民工们屡次讨要未果，又受了大理娃娃讨薪的启发，于是也把孩子叫到现场替父母要工钱。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研究所 黎建飞 所长：

　　(大理)这次举牌的小孩家里拿到全额了，没有拿到的我都可以把孩子搞来，谁没孩子？没有孩子我租个孩子也可以。这样子大家都不按法律来，最后法律完全成为一个摆设，最后都是闹，然后行政干预，

　　解说：跳河，跳楼，爬塔吊；裸奔，活埋，拜古人，最近几年的农民工讨薪事件，越来越像行为艺术。似乎不引起点轰动，不惊动媒体和领导，就要不回工钱。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研究所 黎建飞 所长：甚至还有更笑话的，在我们追讨薪最高潮的时候，欠薪的不都是爬电线杆、爬塔吊吗，有两个人爬上去了，当时正好在那个风头上，各个部门，政府部门、公检法都到场了，就说怎么回事？你们赶快下来吧？他们说不行，50万欠薪不给我们拿来，我们不下来。政府的力量很强，把开发商找来，50万就到位了，这两个人就下来了，下来后拿到这50万过后就消失了，问这个工地上的人，谁都不认识这俩人，都不知道这50万到哪去了。所以说我们要鼓励这种行为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我们社会要这样子循环下去就麻烦了。

　　解说：在专家看来，大理娃娃讨薪事件虽然在市长的过问下迅速解决，但相关责任并没有厘清。比如，云南省第十建筑公司，已经拿到了85%的工程款，却不支付农民工工资，而是以开发商没给工程尾款为名欠薪，这显然有绑架农民工、向自己的经济伙伴和政府施压的嫌疑。

　　黎建飞:很多欠薪在媒体报道过后，我从纯专业角度来看它不是欠薪，它是一个经济活动纠纷，是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纠纷，把这样一个欠款纠纷转化成劳动报酬纠纷，转化成工资拖欠，动用社会的力量、媒体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包括司法的力量来达到实现我去追讨工程款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恶劣的行为。你作为一个用人单位,你得没得到钱，你实现没有实现利润，你这个产品卖不卖得掉跟劳动者毫无关系,劳动一旦使用，就必须支付劳动报酬。

　　解说：当下中国，治理欠薪的相关政策、法规、文件、通知多如牛毛，去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还正式进入刑法，恶意欠薪会被判刑，这样的处罚力度，在全世界看来都算重的，或许当下我们最该做的，就是充分彰显法律尊严了。

　　【主持人】

　　前不久，广东的媒体披露，隶属于湛江市体育局的湛江海滨游泳场，在十年前的改造项目中，欠下300多位农民工总计300多万元的工钱，10年过去，已经有8位农民先后去世，但工钱还是没有要回来。欠人钱欠到死，这是怎样一种决绝！这十几年来，人们习惯了各种欠薪与讨薪的新闻：金融危机来了，欠薪；经济回暖了，还是欠薪；私人老板欠；大项目大工程也会欠，好像不拖欠点农民工工资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工程的！为了要回工钱，各种“行为艺术”在上演，流血冲突也不少见，这样的状况，还要持续到何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