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被劳教村官称十八大报告让其更有翻案信心

　　昨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彭水县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转发微博、发帖被劳教而提起行政诉讼一案作出宣判，认为任建宇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裁定驳回其起诉。宣判前一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动教养决定，任建宇已解除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去年9月23日，重庆市劳教委认为任建宇通过互联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对其作出劳动教养二年的决定。今年8月15日，任建宇的父亲任世六以任建宇的名义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编者注：请求撤销重庆市劳教委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在重庆市劳教委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动教养决定后，任建宇未撤回起诉。

　　法院查明，在执行劳动教养期间，任建宇先后多次会见其父亲、女友，并通信或通电话。任建宇在会见其父亲，女友时，要求他们代为提起行政诉讼或申请行政复议。

　　经法院核实，任建宇在劳动教养期间虽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其会见、通信、通电话的权利得到保障，并在此期间曾委托其父及其女友代为提起诉讼或申请行政复议，应当认定任建宇在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能够提起诉讼，其主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时间均不应计入起诉期间的诉讼理由不成立。

　　任建宇2011年9月24日签收重庆市劳教委作出的渝劳教审(2011)字第3954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后，于2012年8月15日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据此，法院作出上述裁定。

　　任建宇：“劳教并非教训，而是经历”

　　公务员转正当天被抓

　　新京报：被劳教前，你是个工作积极的“村官”，即将转正，为何去发那些引起麻烦的帖子？

　　任建宇：我自认比较正直，有点“愤青”。尤其是用了微博之后，看到许多社会不公正现象，又受一些“公知”的影响，所以会把一些微博转发在QQ空间和群里。基本都是转帖，没有原创。

　　但我是拥护党的领导的，群里有些人经常说一些激进的话语，我会说别这样，这样没意思。

　　新京报：去年8月17日公安局找你讯问时，主要针对你的哪些转帖？

　　任建宇：主要还是对重庆“唱红打黑”，还有就是反对“两亿农户万元增收”计划。的确有一笔钱下拨，但并没真正用到农户身上，大都花在了整理制作汇报材料上了。做了太多的假工作。

　　新京报：讯问第二天被宣布刑拘并送看守所时，你是什么感受？

　　任建宇：六神无主。给我戴手铐我都没感觉，完全是麻木的。给父母打电话啊，质疑啊，什么都想不起来。按公安的要求按手印时，因为慌乱，几次都按不成。公安就说：“你现在知道慌了？”

　　新京报：完全没心理准备？

　　任建宇：完全没有。上网说这些话能有什么罪啊，换谁都想不到。被刑拘那天，刚好是我公务员转正公示第一天。

　　新京报：《立案决定书》说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你怎么看这个罪名？

　　任建宇：不能因为一个人发几句牢骚，就说他要颠覆国家政权啊。彭水公安局一警察送我去看守所时说，我们局从前办的最大的案子是偷越国境，你小子厉害啊，居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新京报：你在看守所写了《悔过书》，提到“彻彻底底地认识到自己的幼稚和无知”，你真认为自己错了吗？

　　任建宇：我写《悔过书》时还想着悔过后能出去，所以对期盼被原谅的心情写得很诚恳，但我觉得自己没错。我也强调了，我发那些帖子，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向往和支持。

　　劳教生活和爱情

　　新京报：家人去劳教所看你时，对他们说了什么？

　　任建宇：一是跟我女友说，对不起。她说我没有对不起她。二是安慰我父亲，让他相信我没做坏事。我说，十几年、二十年，我就能被平反，去掉担负的罪名。

　　新京报：你说十几年能平反，这表现了你对中国法治进程的乐观，还是悲观？

　　任建宇：乐观。我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慢慢来，我能够等待。

　　新京报：在劳教所过得怎么样？

　　任建宇：还挺好的，但刚进去时，每晚入睡前迷迷糊糊时，都有错觉，觉得我被关在一个鸟笼里，鸟笼笼壁不断压下来，我自己越缩越小，那感觉真难受。

　　新京报：你当“村官”时经常组织群众唱红歌，但在劳教所尽管唱红可以减刑，但也从不唱，为什么？

　　任建宇：我当“村官”时，组织红歌会是我的职责，我要尽职尽责。但在劳教所，我是一个人，就可以随自己的意愿行事。我不喜欢“唱红”，也觉得“唱红”没意义，不能促进经济发展。

　　新京报：但“唱红”主要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为了在精神层面起到振奋和团结作用。

　　任建宇：那不如把组织“唱红”的钱和精力直接投到民生上，这样更能凝聚民心。

　　新京报：在劳教所最喜欢的书是什么？为什么？

　　任建宇：《百年孤独》，我女朋友送进去的，我反复阅读。我觉得这本书里的世界如此荒谬。

　　新京报：你和女友通了很多封信，哪句话令你最感动？

　　任建宇：太多了。比如，她说：“无论何时你对我说我们结婚吧，我的答案永远是：Yes，I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