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盘点微博反腐:须理性回归和顶层设计(2)
“微博反腐最大的优势在于提供线索,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发现问题。”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微博如同无处不在的眼睛,“促进了官员的行为规范,当然,很多干部还不适应,对微博很恐惧。”
除了提供线索,林喆认为,微博反腐是一种“低成本的反腐方式”。“老百姓想要揭露腐败,往往需要长期上访,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找不到对应的负责部门,微博的特性使消息一经发出就很容易引发关注,形成轰动效应和舆论攻势,促使事情得以又快又好地解决。”
更重要的是,微博充当了“深喉二传手”的角色。“实名举报者常遭到打击报复,匿名举报者又很容易由于不实名而被怀疑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政务微博研究者张振良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只要在微博上公布真实确凿的证据,举报人即使匿名也不会影响举报效果。”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肖雪慧就曾当过“二传手”,代替“深喉”站在前台,发布了“上海红十字会万元餐费”的信息,引发轰动效应,爆料后,肖雪慧删除了所有重要信息。
张振良说:“实名举报往往要面临风险。”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从上世纪90年代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每年1200多件。
“我们缺乏系统、有效的举报者保护制度。”张振良介绍说,“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举报大部分归纪委管,但实际上,党、政、司法、检察、纪委等各个机构都在接收举报信息,范围很宽、性质也比较广泛,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信息泄露非常常见。”
因此,“微博作为一种较为隐秘的检举方式获得了老百姓的拥护,目前看来,微博是比较有利于举报人保护的。”张振良说。
抓人:被选择与被鉴定的
“现在很多官员都不戴表了,在公开场合很注重抽烟的牌子,还有穿着打扮的牌子,怕一不小心就被‘人肉’,搜出麻烦来。”张振良表示,很多官员都表示不会开微博,也禁止家人亲属开微博。“时时低调,绝不露财。”
今年8月,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视察车祸事故现场,面露微笑,被网友称为“微笑局长”并引发声讨。随后,杨达才在各种公开场合佩戴的名表成为网友的“鉴定”对象,被网友估价逾30万元,舆论压力之下,杨达才参与新浪“微访谈”,解释出处,但被认为撒谎。之后,杨达才的眼镜、皮带、西服都被一一“鉴定”,并被网友质疑财产来源。
9月21日,陕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我认为这件事最大的亮点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公开信息,虽然这是一个拉锯的过程,但官方在多次拒绝后总要顾及民意,尊重民众的要求。”微博名为“花总丢了金箍棒”(下称“花总”)的网友是这件事的重要参与者,他不仅是最权威的“鉴表专家”,还是在微博反腐领域最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意见领袖。
轰动一时的“表哥事件”并没有给同样反腐的周文彬带来信心,相反,他并不认同此事,“这不是平民反腐的典型案例,是网络推手和团队炒作的结果。”
“花总”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没有团队,更不是推手,我只是寻找线索,引发思考。”这个拥有13万粉丝的神秘幕后推手被网友封为“民间反腐斗士”。但他说,“其实我挺同情杨达才的。我做反腐已经一年多了,我有一个数据库,里面有几百位官员的腐败材料,无论从官职还是受贿程度而言,杨达才连个蚂蚁都不是,甚至也不是倒霉蛋,他只是被选择性攻击了。”
“花总”认为,杨达才“被选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有一个“由头”。“处理伤亡事故面带微笑激发了网友的愤怒,如果不是这个前提,事情不会发展得那么深、那么快。”
“花总”介绍说:“我曾公布90多位官员的腐败材料,任何一个都远远超过杨达才,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就没有有效的结果。”
“微博应该是补充”
“表哥”事件后,“表嫂”、“表叔”层出不穷,在很多民间反腐人士看来,推动针对官员的“鉴表活动”是反腐的“好角度”,但“花总”却认为,“必须重申理性价值,戴表和腐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鉴定’只是手段,如果浮于表面,官员都不戴表了,反而增加反腐难度。”“花总”分析说,“这个事情的七寸在于官员说谎,最大的七寸在于财产不公开,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微博作为公开渠道是本末倒置,微博应该是补充。”
“花总”认为,网络反腐狂欢和阴谋论的盛行缘于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先入为主的想象,认为名表就肯定不是自己买的,官民互信的根基处在悬崖边上,‘鉴定’和舆论压力是民众不满情绪长期压抑的出口。”
“这是一场学习,政府应该学会尊重和倾听民众的意见,民众应该学会提出建设性的、理性的意见。”“花总”强调说,他希望借此建立官民沟通的空间,建立反腐秩序和程序。‘
微博反腐需要理性回归和顶层设计
今年8月,周文彬来到北京,希望举报能有更新进展。
他的第一站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热情接待,但说,这事儿应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第二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说,举报案件太小,不受理,建议到地方举报。”第三站是国土资源部,“简要了解情况后,登记了信息在小纸片上,说具体材料也不用了。”回到安徽,周文彬到安徽省国土厅执法局举报,“但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至今,周文彬的反腐更多停留在微博世界里,雷声很大,雨点很小。“微博炒得火,粉丝多,支持者也多,但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完全依靠微博并不能产生多大的力量和实际效用。”
微博让周文彬失望了,他经历了个人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围观和轰动让他震惊,但随之而来的现实的脆弱又让他感受到失落。
回到安徽,他的举报对象被提拔了,周文彬更加想不通。“我举报他的事整个国土系统都知道的,这个时候提拔显然是不妥的。”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
“证据,关键是证据,证据不足,在哪儿反腐都不会有好效果。”在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的办公室里,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箱子,装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举报信。“这些群众想检举,但缺乏反腐意识,不知道该去什么部门,该找谁,就把希望寄予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学者。”
林喆介绍说,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很多检举信证据不足,多是陈述“冤情”,情绪发泄。“不懂得‘举证原则’,这说明我们应该教会民众如何理性、合法检举,引导民众的反腐热情。”
很多学者认为,微博反腐的红火从侧面反映了常规反腐渠道的不畅。“维权无望。”周文彬认为,通过常规渠道反腐,“检举资料往往落入被举报人手中,还没有办成事,先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原来是公务员,递交反腐资料都经历了很多曲折,到各个部门去跑,现在也没有结果,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了。”
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长赵安金认为,微博反腐只是多了一种反腐渠道,并不能说是常规渠道不畅。“云南地域宽广,山路多,上访不易,浪费人力物力,微博快捷方便。”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通过举报和案件牵连,从表象挖取内幕。”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常规反腐渠道不畅导致微博反腐成为一种潮流,带有“破釜沉舟的悲怆”。
“走常规反腐渠道往往是火中取栗,是高风险小概率事件。”网友“花总”认为,微博反腐只是一种形式,“舆论和民意始终无法也不应该取代法制,应该推进反腐制度的完善,推动官方信息的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