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言试点“廉政特区” 可有条件“特赦”

　　中国廉政制度创新研讨会昨在中山大学举行，专家谋划反腐路径

　　可由中央授权试点“廉政特区”

　　党的十八大释放了大力推进反腐工作的积极信号。随之，网络反腐掀高潮。如何系统筹划反腐大局？昨日，出席由中山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廉政制度创新学术研讨会的数位专家学者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谈反腐形势、谋划反腐路径。

　　刚刚出席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的专家座谈会的著名反腐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提出建立“廉政特区”，建议由中央授权，选择数个“特区”，在区内建立独立性更强、权力更大的反腐机构，以彻底改变目前反腐的严峻形势。

　　网络反腐只能是有益补充

　　仅靠网络反腐，不能根治腐败，只能是反腐制度建设中的一个辅助因素

　　党的十八大后短短一个月里，10余位官员受到查处，其中不少是被网络举报的。网络反腐彰显了强大威力，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给予了反腐厚望。

　　著名反腐专家、湖南商学院副校长王明高对此表示，网络反腐对于鼓励群众揭发贪官、帮助纪检监察部门查处贪腐有积极意义。“但是仅靠网络反腐，不能根治腐败，只能是反腐制度建设中的一个辅助因素。”

　　对此，任建明表示认同。他说，反腐工作的重点还应该是工作机制的改变，并畅通反腐渠道。要改革反腐败机构，“让它更加的独立，享有更大、更多的权力”；要建立鼓励群众监督、防止被打击报复的制度，以公权力保护举报者。

　　财产申报，建立统一的信用网络系统

　　在目前查处的案例中，经常会有将官员自己的房产写在七大姑八大姨名下的情况，所以常常会出现申报不实的情况

　　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改革，因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专家座谈会时专家的建言以及广东试点的消息而引起国人的关注。

　　对此，专家们表示，单单一项政策改革，并不能根治腐败，关键是要改变制度环境。王明高表示，经过他16年的学术研究，“世界上只要是建立信用保障号码制度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国家都成功地治理了腐败，其中，前者是后者成功实施的保障。”

　　“这些举措都是有用的，因为在目前查处的案例中，经常会有将官员自己的房产写在七大姑八大姨名下的情况，所以常常会出现申报不实的情况。”任建明说。

　　王明高表示，国家要下大力气用3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信用保障号码制度，然后全面推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

　　对于财产申报，任建明认为，应该规定高于某一个层级的官员公开自己的财产，层级过低的官员不用公开，进行内部的监督检查即可。

　　廉政特区可有条件“特赦”

　　如果这项试验能够成功，就真的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反腐败成功的路子。然后再把这些成功样板的经验向内地的其他地区、其他层级政府推广

　　在任建明、王明高、以及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星等人看来，没有一药见效的“灵丹妙药”，必须经过综合性的改革。倪星说：“前不久，习总书记在广东调研时提出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意义重大，反腐也急需顶层设计。”任建明则提出了建设“廉政特区”的构想。

　　任建明表示，“廉政特区”完全可以在5到10年的时间内取得成功。试验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准备阶段，用时半年，总结反腐经验，打造一个独立、享有充分授权、有资源保障的反腐败机构；其次是集中查处阶段，用时1年到1年半。以最短的时间、最小的代价清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腐败问题，同时推出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和“有条件部分特赦”的政策。

　　关于“特赦”，任建明表示，首先是划定3个月的“财产申报公示”的时间界线，3个月之后，开始根据群众举报、反贪部门查处的情况开展“有条件部分特赦”，其中要考虑案件情节、认罪态度等。符合政策的予以特赦，其贪腐所攫取财富全部充公，但免除其刑事、行政责任。

　　之后是综合治理阶段，用时3年到3年半，进行反腐败制度改革。包括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公务人员薪酬待遇及其配套制度(职务消费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政府信息公开与透明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并在宏观上建立分权制约制度，实现民主、法治等。

　　“如果这项试验能够成功，就真的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反腐败成功的路子。然后再把这些成功样板的经验向内地的其他地区、其他层级政府推广。”

　　任建明表示，在“特区”的选择上，要保证它首先是一级政府。考虑到政治上的复杂性、风险性、可推广的价值，“特区”不应该建在省级行政区和乡镇，而应在副省级市、地级市、县中分别选数个同时进行试验，以求得成果经验。同时，该区域也应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改革的意愿。他表示，最早提出建设“廉洁城市”的深圳、杭州、广州其实都有这样的优势。

　　名词解释

　　信用保障号码制度：全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信用网络系统，每个人从生到死的信用信息都记录在案。同时，还要建立“金融实名制”，方便监控其每个人的财产。

　　“廉政特区”：是指经中央授权，把内地的一些地区设定为能够深入、综合地推进反腐败改革的试验区，使它们能够在全国率先取得反腐败的成功。这些“试验区”，享受推进反腐败改革的政治特权，可以大胆试验，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记者 赵杨 实习生 吴天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