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谈微博反腐：制度化、理性化才能更有力量

　　网络早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在即将过去的2012年里，网络甚至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9月，在延安车祸现场满面笑容的“微笑局长”杨达才落马。在此之前，微博上兴起了一股针对他的“鉴表”热潮。在首块价值3.8万元的欧米茄表被指认后，杨达才共被网民挖出拥有11块名表，价值百万元。纷扰数日后，陕西省纪委终于对外发布称杨达才因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被撤职。公布这11块名表详细信息的是现在微博名为“花总丢了金箍棒”的知名网友，那时他还叫“花果山总书记”。作为钟表爱好者和专业级手表玩家，“花总”前后鉴定过数百位官员的手表，只是一直没有引起太大动静。

　　2012年，以微博为发端的反腐案例令人目不暇接。一段视频、几张照片、三言两语，一旦投进纷繁芜杂的微博世界，产生蝴蝶效应的速度、广度和深度令人惊叹。有人形象地将其描述为“微博一转，关注数万；纪委一动，倒下一片”。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一场强劲的反腐风暴席卷全国，短短几周内就有多名官员因涉嫌违纪被调查或被免职，其中大部分是因为微博举报而东窗事发。

　　微博新型平台的崛起，深刻改变了普通公民行使表达权、监督权的方式，其便捷的自媒体属性，也激发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极大拓宽了舆论对官员监督的渠道。继2008年网络反腐兴起之后，微博举报、网民围观、部门调查再度成为当下反腐风暴的显著特征。这种反腐效应的形成，网民的力量功不可没。与此同时，因其释放出的强大威力，社会各方也开始了更多的思考和期待。

　　“表哥”落马令人拍手称快，但“花总丢了金箍棒”没有想到的是，此次“鉴表”事件也直接波及了自己:微博被清空，内容被屏蔽，甚至卷入风波。虽被网友推崇为“民间反腐斗士”，拥有十几万粉丝，但“花总”宁愿将自己定义为一个“不务正业的生意人、爱发牢骚的伪文青”，“敏感、犬儒而世故”。“杨达才事件”中，在草根网民激愤抨击和扑朔迷离的各种腐败传言散布网络的同时，他依旧冷静:网络监督的“无处不在”固然能够让官员产生恐惧感，但反腐的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举报者及围观者的“兴趣”。

　　综观2012年岁末这一轮网络举报的诸多案例，从涉及不雅视频的重庆北碚区委书记，到涉嫌性侵的黑龙江省人大代表；从被曝向情妇写“离婚保证书”的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到涉嫌滥用职权包庇儿子的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被查官员大多因艳照、情妇、名表、豪宅等吸引眼球的“花边新闻”事发。难怪有人会发出感叹，网络反腐如同“撞大运”，如果没有“猛料”，很快就石沉大海。那么，如何进一步拓展公众参与反腐的领域和渠道？如何使依靠激情、带有选择性的网络反腐步入理性化、制度化轨道？如何从末端的腐败揭发过渡到常态化的源头预防？这些问题都是网络狂欢过后人们该正视、该解决的问题。

　　“花总”认为，在充分认识到网络反腐功绩的同时，人们还应该看到，这种突破传统舆论监督困境的反腐形式，如果缺乏制度的支撑，没有政府信息公开和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制度性安排，难免会呈现出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选择性、偶然性和碎片化缺憾。在他看来，网络或微博反腐只是制度反腐的补充，毕竟舆论和民意始终无法也不应该取代法制。网络狂欢在加剧信任危机，所以，当务之急是推进反腐制度的完善，推动官方信息的公开。“如果没有制度反腐，微博反腐也将变得毫无意义”。就在他觉得有一点“不太乐观”之时，中央一系列的反腐动作令“花总”信心大增。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产生20天后，出台直指作风问题的“八大规定”。十八大后，多名官员因涉嫌腐败被调查，官至副部级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在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的第18天，就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此次反腐风暴范围之广、速度之快、力度之猛，昭示中共反腐败的决心已坚。

　　“表哥事件”后，“花总”特意在在微博标签上注明了“不鉴表”，看似戏谑，实则是他在表达能“理性地推动进步”的愿望。“花总”在“微世界”里这样描绘着他的理想:政府正确认识、重视民众的知情权，推动官员财产公示，促进廉洁奉公，在制度上形成更为完善的反腐机制，提倡民众的拥护和配合，官民拥有平等的对话空间，双方良性互动。“这是一场学习，政府应该学会尊重和倾听民众的意见，民众应该学会提出建设性的、理性的意见。”（王慧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