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薪问题层层转包 恶意欠薪罪判例少威慑力不足

　　愿讨薪不再成为岁末焦点(评论员观察)

　　1365万元，这是自“下跪讨薪”事件以来，陕西富平2600多位农民工日前拿到的工钱。对余下的大笔欠款，这些农民工寄望最多的，恐怕还是当地政府能够继续督促清欠

　　“没钱付工资，有钱请明星”，这是陕西富平农民工“下跪讨薪”事件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重要原因。拖欠工钱的开发商，在项目开盘时曾花130万元，请来明星露面8分钟。当初开发商追求的眼球效应，成为今天农民工维权的免费广告，既是一种极大讽刺，也反映了另类讨薪的无奈。

　　娃娃讨薪、跪拜河神、开网络发布会……近来农民工讨薪，越来越成为比拼创意的技术活儿——若非出其不意的怪招，已经很难奏效。问题是，谁来解决这“求新维权”背后的无奈？

　　欠薪，不仅是道德问题

　　恐怕没有哪一种职业，会像农民工一样，使讨薪如此引人注目。

　　与许多行业不同，农民工工资一般年前集中发放。可以想见，辛劳一年的农民工，最大的期盼是什么；而这些工资，对一个家庭的基本生计，又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如果领不到工资，许多农民工甚至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因此，讨薪的问题，不仅是一个讨血汗钱、讨公道的问题，更是一个讨生存、讨尊严的问题。

　　我们固然要对克扣农民工薪水的无良商人表达道德义愤，但解决讨薪难，仅靠道德谴责远远不够。面对年年出现的无奈之举，我们需要分析，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农民工？为什么我们管不住开发商？

　　现实中，农民工为了求得一份工作，往往忽略乃至放弃了一些基本权利。比如，很少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工资纠纷，就会说不清道不明；而费时费力的司法诉讼，也会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农民工望而却步。这才让各种另类讨薪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开发商可以花130万元请明星，也可以在政府干预下拿出工钱。可见，对一些欠薪者来说，不是无力支付的问题，而是利益权衡使然。真正的问题在于，“有的企业经常拖欠，还照常能揽到大工程，银行贷款也正常，资质也没有降低。”2011年刑法修正案虽然设立了“恶意欠薪罪”，但因判例很少，威慑力尚未充分发挥。而导致欠薪问题的层层“转包”，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依然是许多地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公正，需要均衡机制

　　无论是组织清欠治欠机构，还是公开欠薪企业黑名单，抑或是上级领导亲自过问，各地治理欠薪问题招数不断，之所以没能根治，确实像一位老同志说的，“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在方针政策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发展规律上找原因。”

　　究其本质，欠薪问题是一个法律问题。许多欠薪问题的难解，一些另类讨薪的出现，就是因为，本该由法律解决的问题，最后却往往通过行政手段解决。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解决欠薪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平衡劳资双方的博弈能力，加大对欠薪者的制约力度。比如，建立系统的信用机制，将恶意欠薪行为纳入不良信用记录，在银行贷款、从业资质方面加以限制；建立起工资赔偿基金，一旦发生欠薪事件，便从基金中垫付赔偿。

　　正如学者所言，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建立在各个群体和阶层权利大体均衡的基础上。我们关注农民工讨薪问题，是为了将其背后的社会权利问题纳入关注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担忧“用工荒”时，应该想到“讨薪难”；在关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时，不应忽视劳动者的基本正当权益。只有当年终讨薪不再成为岁末焦点，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少一些盲点、多一些亮点。(范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