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黔西南州治理为官不为 已召回1668名干部

　　“思想转变是关键，现在不觉得踏实干活丢人。”说这话时，熊忠卫已经不再是贵州黔西南州兴仁县史志办副主任。

　　在那个岗位上，他被认为人浮于事，成了兴仁县第一批被召回管理的148名干部之一，并被安排了为期五天的培训与考试。随后，他舍弃离兴仁县城近的民建乡，去了偏远的回龙镇，协助一位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工作。

　　从去年10月至今，在黔西南州，像熊忠卫这样因“惰政”被召回的干部达1668名。黔西南州的做法已经得到中组部的高度重视，实施干部召回旨在防治“为官不为”，在中央三番五次向“懒政惰政”开炮的大背景下，黔西南州的试验格外引人关注。

　　回炉接受思想教育后被转岗

　　4月15日，熊忠卫向齐鲁晚报记者回忆了半年来经受的思想洗礼。

　　去年9月12日，熊忠卫作为兴仁县史志办副主任，在兴仁县纪委一楼，接受了三个半小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同坐教室里的，还有147名干部，他们在此接受为期五天的集中培训。参加集中培训，对这148名干部来说并不光彩，因为他们是根据《兴仁县不胜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办法(试行)》被召回管理的干部。根据规定，对存在“工作不思进取、不谋干事，思想不纯信念动摇”“不作为、怕作为、乱作为”等12种情形的惰政官员要实施召回。

　　熊忠卫原本在兴仁县鲁础营回族乡工作，曾担任过乡办公室秘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一直对农业非常熟悉。2010年，他被任命为县史志办副主任，然而他对史志办工作一窍不通，工作上显得力不从心，“积极性也大为降低”。

　　2014年8月，兴仁县实施干部召回试点工作，熊忠卫就成了首批被召回对象之一。在县纪委大院培训期间，他白天参加培训，晚上则观看《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等影片。

　　2015年4月16日，记者从黔西南州拿到一份兴仁县第一期培训课程单。课程单显示，此次培训不仅侧重价值观思想教育，也注重违法警示教育。

　　就在2014年9月13日，被召回干部全天学习了法律法规及纪律要求。熊忠卫说，那天他学习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公务员法》、《兴仁县不胜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办法(试行)》(下简称“办法”)。

　　除了法律法规知识学习，还有违法违纪典型案例学习。“针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熊忠卫说，在培训的最后，所有召回干部都参加了闭卷考试，并写了一篇学习心得。

　　熊忠卫认为，经过培训，自己的思想转变很快，“思想转变后，行为就好改变，心里就想踏踏实实工作，为老百姓服务。”他以杨善洲的故事自勉，“杨善洲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一干就是22年，最后还将林场无偿捐赠给国家。”

　　培训之后，出身农业口的熊忠卫仍不能胜任县史志办工作，根据办法，他同其他14人要被转岗。根据规定，县直部门的调整到乡镇工作，条件较好的乡镇的调整到边远乡镇工作。也许是受杨善洲的事迹感召，熊忠卫主动放弃距离县城十分钟车程的民建乡，去了离县城一小时车程的回龙镇。

　　“没有任何职务，只是协助一位分管农业口的副镇长工作。”转岗到回龙镇后，由于干的是老本行，49岁的熊忠卫工作热情高涨，主动提出到最偏远的孔寨村当“第一书记”，在村里发展绿壳蛋鸡养殖，进行村庄美化亮化。

　　参与干部召回制度创建的原兴仁县组织部部长、现兴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谭云临告诉齐鲁晚报记者，经过培训，像熊忠卫这样激发起干劲的干部不在少数。

　　有了召回干部做警示，违纪问题骤降

　　干部召回制度给黔西南州治理“庸懒散”提供了一个有力抓手。4月17日，黔西南州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梁喜明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早在2014年1月25日，黔西南州委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就提出“向惰政宣战、向惰政问责”，随后兴仁县率先启动干部召回管理工作。

　　2014年8月11日，兴仁县的办法出台，对存在各自为政、拉帮结派、搞内耗，单位干部职工或群众认可度不高等12种情形的不称职干部进行召回。亲自参与办法制定的谭云临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为使得干部召回制度能常态化，办法规定，各乡镇(街道)、县直单位(部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25日前上报一次拟召回管理人员有关材料。

　　今年1月14日，兴仁县根据办法规定，实施第二轮干部召回工作，再次召回141名干部。齐鲁晚报记者注意到，第二轮干部召回课程稍微做了修改，如新加了有关依法治国内容的热点课程《学习和践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兴仁县实施干部召回不到一个月，望谟县、晴隆县等紧接着实施干部召回管理制度，如今已经实现全州覆盖。”梁喜明告诉齐鲁晚报记者，截至目前，黔西南州共召回干部1668名，其中，132人被转岗或免职，67人待岗。

　　安龙县海子镇党委书记杨希也是被召回干部中的一员。2014年7月，驻镇期间，杨希去县城开会，当夜未回镇上工作。这一情况被调查组发现后，杨希被要求作书面检查，在电视上公开道歉，并受到通报批评。

　　杨希告诉齐鲁晚报记者，当时他感觉很委屈，后来更因此事成为安龙县第二批召回干部。据杨希介绍，安龙县的集中培训与兴仁县相仿，不过被召回干部没有兴仁县多。“我们这批共有17人，没有人被转岗。我们在培训结束时会评出优秀班干部和优秀学员，优秀者可以抹掉过去的一些小处分。”

　　参加完集中培训，杨希有着与熊忠卫相似的感触，“自己思想转变比较大，看了许多违法违纪典型案例的片子，受触动比较大。”杨希在描述时，还多次提到“规矩”，“作为党员，就要讲规矩、守规矩，违反规矩、纪律规定就要甘心受罚”。

　　杨希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一面镜子，镇上的其他干部看到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触动，“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被召回后很不光彩，家人、别人怎么看？如果为官不为，严重了，还可能丢掉职位、工作。”

　　杨希说，干部召回制度确实起到了约束作用，促使当地干部的工作作风发生转变。据黔西南州纪委通报显示，2014年4月至8月，月均发现违反作风建设规定问题十余起，最多的一个月达20起，而在召回制度实施两个月后的2014年12月，仅发现并查处三起。

　　不以整人为目的

　　被召回也是种关爱

　　一直以来，防治懒政怠政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去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对“为官不易”“为官不为”进行严厉批评。今年两会，治理“为官不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央有决心治理慵懒散，但为官不为现象似乎很难被党纪国法追究。

　　黔西南州纪委副书记王官中介绍，目前的5种党纪处分和6种行政处分，只适用于处罚公职人员明显不当的行为，而对于“不贪不腐也不为”却难以追责，如果仅是简单的批评教育或者扣发绩效奖金就很难真正起效。

　　在王官中看来，干部召回比批评教育重，比党纪政纪处分轻，这就弥补了干部管理上的制度短板，让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得以全方位覆盖。

　　谭云临说，有些干部可能不在乎票子和帽子，但在乎面子，所以干部召回很有威力，“对被召回的干部，在本地本单位公示，甚至在媒体上曝光，让平时‘风光’的召回干部，在工作圈和生活圈丢‘面子’,促使干部树立危机感和紧迫感。”

　　4月15日，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发于兴仁县的黔西南州干部召回制度在全国是首创。由于召回还在摸索阶段，杨希一度担心，州里会针对干部召回人数等下达任务指标，再一层层压下去，搞成形式主义。谭云临说，“一开始制定《办法》，要求各个单位将测评末位者召回，是防止有的领导当老好人，防止违纪、不作为官员受不到处罚。有的官员会说下不为例，但往往会下次还是如此。所以要开好头，否则《办法》就形同虚设。”谭云临很有信心，他说测评末位者实施召回的规定未必是最科学的，但肯定是最有效的。

　　更有人质疑召回管理是一种刁难，是整人。谭云临对此并不认同，他说，干部召回并不是为了整干部，“目前来看，《办法》虽然不是很完善，但后续还将不断细化，兴仁县已经将召回的12种情形细化到24种。我们还实施零报告制度， 如果真的没有属于召回情况的干部，单位可以不召回。”

　　截至目前，兴仁县已召回的289名干部中，有262人回到原岗位工作。“其实召回就是帮助、教育干部，让他充电蓄电，把精神状态作风扭过来以后，更好地回到原单位，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摆平心态，与群众打成一片。”谭云临说，这从兴仁县第二批召回干部集中培训课程就能看出来，“我们增设了心理调适课，就是帮助被召回干部积极面对被召回这件事情。”

　　这一点，杨希倒是很认同，“被召回是不光彩的事，被召回的官员参差不齐，心理承受力也不同，上心理课对我们也是一种关心。”

　　自从兴仁县实施干部召回后，贵州多个县以及云南鲁甸等地组织部都前往考察，干部召回制度能走多远，还有待更长时间的实践检验。不过，黔西南州的实验已经得到中组部的重视，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就将召回制度列为了2015年重点课题系统研究，并由黔西南州具体承担子课题《防治“为官不为”具体对策研究》，或许在不久，这一课题将对防治“为官不为”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具体建议。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