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机关报《中国日报》诞生在香港 报社成革命“大本营”
电影《十月围城》尽管颇多虚构，但记者赴港实地走访，感受到海外力量为辛亥革命做出巨大贡献
1906年10月15日，孙中山将乘船从日本前往香港，准备联合全国十三省的反清力量，共同协商革命大计。得闻此讯，清政府派遣将军阎孝国前来剿杀。与此同时，以爱国商人李玉堂、《中国日报》社社长陈少白为首的革命人士，也想方设法保护孙中山的安全，记者、编辑、戏班、乞丐、车夫、赌徒、贩夫走卒、平民白丁纷纷加入其中。一场惊心动魄的全城追杀保卫战由此展开……
当然，这只是电影《十月围城》中的情节，同所有香港动作电影一样，“本故事纯属虚构”。然而，纵观整部辛亥革命史，以香港同胞为代表的海外力量，确实为革命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同样是抛头颅，洒热血，将几代家产，乃至身家性命献给革命。没有他们的牺牲，辛亥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在辛亥这一年。 特派记者 肖雷 香港报道
《中国日报》，在港岛诞生的革命党“喉舌”
“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孙中山
香港中环士丹利街24号，位于香港最为繁华的中环地铁站附近，如今是一座数十层的商业写字楼。若不是香港中西区区议会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这座楼前安放了一块纪念碑，也许没有几个人知道，在111年前的1900年，最早通过办报的方式，向全中国、全世界宣传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中国日报》，就是从这里印刷出去的。这份报纸的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就是被孙中山先生称为“吾弟”的陈少白。
至于孙中山创办该报的原因，终生追随孙中山、并接替陈少白担任《中国日报》第二任社长的革命元老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中回忆，“自乙未(1895年)广州一役失败后，孙总理久在日本规划粤事，重图大举，知创设宣传机关之必要，始于己亥(1899年)秋间派陈少白至香港筹办党报，兼为一切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并称其为“革命党革命报之元祖”。也就是说，从筹办的那天起，《中国日报》就不是一份普通的报纸，而是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机关报。之所以命名为《中国日报》，正是取孙中山“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意。1905年，中国同盟会取代兴中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日报》又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在香港浸会大学，记者遇到了该校历史系主任、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周佳荣教授。周教授称，《中国日报》1900年在香港创刊，1911年迁到广州，1913年被袁世凯任命的广东宣抚使龙济光查封。前后历时14年，是存在时间最为长久的资产阶级革命报刊。这十多年间，它一直是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舆论宣传阵地，为民主革命呐喊助威。而之所以选择在香港创办该报纸，周教授表示，这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着重要的关系。“香港与大陆接壤，却是英国的殖民地，不受满清政府的管辖，革命党人在香港活动，完全可以避开清政府的追捕。并且同日本、美国、欧洲相比，香港最靠近大陆，往来最为方便。”
报社成革命筹划的“大本营”
“中国报之社长室不独为革命军之枢纽，亦且为革命军之兵工厂矣” ——冯自由
既然是革命团体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就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新闻单位，更像是革命的组织和领导机关。辛亥革命之前，多次武装起义的策划组织和联络工作，都在报馆内进行。电影《十月围城》中，孙中山和十三省的代表会面，密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武装起义。剧中会面的地点，就是《中国日报》的地下室。
这个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是《中国日报》为众多来港的革命志士提供庇护，历史上却是确有其事。
1900年初，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决定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但是因为港英政府的驱逐令，孙中山无法在香港登陆，只能在当年6月17日，将船停靠在维多利亚湾，并在船旁的小舟上召开军事会议，安排起义事宜。随后整个起义都是在香港筹划，筹划的具体地点主要就在《中国日报》社。而香港兴中会，主要就是负责起义资金、枪械的筹备，以及革命军的接应。
当年10月中旬，革命军在惠州三洲田取得4次大捷，直逼惠州。然而因日本内阁更换，外交政策大变，导致孙中山的运械计划失败，进而宣布起义终止。随后郑士良、史古愚、史坚如、苏卓南、张硕臣等起义领导者返回香港，几乎全都居住在《中国日报》社，那时的情形用冯自由的话来描述，便是“义师将士群至机关部狼狈求助，报中经济能力大受影响，殆有不支之势”，幸好得到富商李纪堂大力资助，才得以维持。这次起义，也是革命党在香港，以《中国日报》作为“大本营”策划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