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97一代困惑：我要怎样才能参与到中国之中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他们是香港的“97一代”，曾经困惑却懂得反思。回归之前，他们接受了完整的港英教育，在那些教育中，没有自己的国家认同。回归之后，他们突然有了明确的国家身份

　　本刊记者/申欣旺 文/陶旺波

　　(发自香港、北京)

　　只有当你和香港人深入地交流，才知道97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在1997年之前的100多年，你在大街上问一个香港人，英国有哪两个政党，现在的内阁是哪个党执政，他可能完全不知道。”香港文艺评论家梁文道和在电视上一样，善于说服。“港英教育最大的特点是非民族化教育，它没有国民教育，绝对不是教你当英国人。”

　　大律师王鸣峰讲他接受的港英教育。中国历史课，从商代一直讲到1911年辛亥革命，但并不会告诉你，这是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就是港英教育，它只是客观，而不是说我国怎么样，不要你为任何人骄傲，典型的非国民化教育。”梁文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起飞，伴随着港英政府加强社会治理、打击腐败等措施，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形成。在从前，到香港去的人称自己“潮汕人”“福建人”，在他们的骨子里，香港只是暂时的栖身地。

　　当这种香港人的意识建立起来而国家意识模糊，1997年回归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看来，最大的困难就是人心回归。

　　这一点，在1997年大学毕业步入社会的整个群体更为明显，他们成为典型的“97一代”。

　　梁文道说，“回归之前，他们接受了完整的港英教育，最重要的是，在那些教育中，没有自己的国家认同。回归之后，他们突然有了一种明确的民族身份认同。这是一件让很多人困惑的事情。”

　　97是一种微妙的情绪

　　杨长缨的孩子一个在加拿大出生，一个在美国出生，可2008年到北京看奥运的时候，杨长缨说，两个孩子没有任何理由地为中国队加油，感情好像与生俱来一般。在他们的教育中，有意无意的，杨长缨会跟他们说起祖国是中国。

　　1997年，杨长缨通过考试成为香港一名普通执业律师。15年后她的身份是全球顶尖级的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从事公司上市领域的法律业务。而她的亲人们有的放弃了银行高管职务，到加拿大的银行做起普通经理。

　　“我的亲人中移走了4个”，杨长缨停顿了一下，笑了，“移走了4个family。”上世纪90年代初，跟随着当时的移民潮，他们去了加拿大。

　　在中环交易广场一座18楼的小会议室里，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当时的争论与不安，仿佛就在昨日。

　　因为香港回归被提上日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到1997年，出于对未来的迷茫和莫名的恐惧，上万计的人们选择了离开。

　　“当然，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过得不错。不过，如果不走，肯定会有更好的事业。”说起亲人来，杨长缨不无遗憾。

　　11岁就到香港、几乎完整接受港英政府教育的施丽珊也有着类似的经历。她说自己看到奥运会能够在中国举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做过多年记者的冯佩乐也有一种类似的感觉。当她在不同时期走到其他国家的时候，每一次都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中国越来越强大了。

　　不过，更多的时候还会有一种迷茫。

　　“当内地讨论校车问题的时候，香港人怎样都没有办法找到关联，讨论一部法律是不是应该修改的时候，同样如此。”梁文道将这种身份认同称之为“暧昧”的状态。

　　“他们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可他们对中国又是一种很复杂的感情，都觉得要爱国，却很难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觉，那样才是命运共同体。”梁文道说。

　　“你们眼中，香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北京大学一个香港学生的班上，强世功这样问道。

　　“香港的竞争力正在慢慢丧失。”一位学生说。

　　“我是中国人，可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参与到中国之中？”另一位学生回答。

　　曾借调香港中联办研究部工作的强世功意识到，回归15年，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当初的“人心回归”，而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身份认同，怎样解决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