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 增进战略互信在路上

　  建立战略互信并不意味着消除双方的竞争，或者解决所有的分歧，而是要避免误解和由此引发的战略对抗

　　新年伊始，胡锦涛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访美期间，胡锦涛特别谈到了双方建立战略互信的重要性。可以说，如何增进战略互信，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课题。

　　结构性矛盾

　　美国的霸权心态决定了其难以容忍和接纳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在建国后短短的100多年间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独特的成长历程和所信奉的价值观念特别是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意识使得美利坚民族充满了自我优越感。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防范任何新兴大国可能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发起挑战。

　　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担心中国有意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地区机制，竭力将美国排斥在外，以便在该地区确立主导地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倾斜。美国增强了其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增进同地区内盟友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力图对中国构成牵制。而美国的所作所为，则被中国解读为美国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有意建立起防护链，竭力压缩中国发展的战略空间。

　　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也有巨大分歧。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历史文化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反共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多年的冷战经历更强化了美国人仇视共产主义的思维定式。美国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大”，而中国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句古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此来形容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可能再恰当不过了。在许多美国人的眼中，中国是属于“异类”的“极权国家”。尽管近年来中美的合作不断深化，但它远未化解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隔阂。而冷战后“民主和平论”的流行更是将意识形态和美国的安全利益完美地结合起来，推进民主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美国官方的安全报告包含这样一个逻辑：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因此它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可以说，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和“民主和平论”是各色各样“中国威胁论”的出发点。无论美国具体的对华政策如何变化，推进中国“民主化”是其政策的重要目标。而中方则高度警惕，担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和平演变”中国，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基于历史经验的认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崛起抱有很大的戒心。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的崛起无疑会改变现有的国际格局。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不少西方人将中国和当年的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和前苏联相类比，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不满现状的大国”，很可能成为现有世界秩序的挑战者，甚至是国际规则的破坏者。而中国主张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在美国看来则是中国有意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摇摆性更是增加了中方对于美国战略意图的担忧。美国将对华关系定位为一种非敌非友的关系，采取接触加防范的对华战略：通过接触和交往，力图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推动中国实现政治多元化和西式民主；采取防范和围堵，则是应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防止中国“脱轨”来挑战美国的霸权。不仅如此，美国还不断干预中国内政，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动作频频，这就使得中方不得不怀疑美国的战略意图，怀疑其合作的诚意。

　　探寻建立互信

　　中美缺乏战略互信是客观现实。如果处理不当，双方会不断强化猜忌与不信任，加大解决一些问题的困难。相反，如果双方有更大程度的战略互信，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相互的利益冲突，但有助于管控甚至弥合分歧。

　　冷战结束以来，中方一直主张从战略高度来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求同存异，妥善处理相互间的分歧，逐步建立战略互信。中方坚持推进和平发展道路，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主张，多次表明了永不称霸的态度。中国还采取措施，增加军事透明度。在美国最为关注的防扩散和反恐等问题上，中方给予了大力合作。美方也越来越认识到战略互信问题的重要性。2009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中美通过相互“战略再保证”增加战略互信，即在美国公开接纳中国崛起的前提下，中国作出不挑战美国所主导的西方秩序的战略承诺。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杰夫·贝德也主张，中美“通过语言和行动建立信心和信任”。美方公开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无意围堵中国。

　　实际上，两国一直试图就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进行定位，探寻和平相处、合作共赢的路径。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签署联合声明，表示将“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1年，两国元首正式确立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为两国共同努力的方向，这成为中美关系改善的转折点。2009年4月，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伦敦首次会面，主张“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中美联合声明》强调，“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2010年的中美关系起伏不定，摩擦不断，相互猜忌加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借此次胡锦涛主席访美之际发表了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三个联合声明，再次确认了2009年联合声明的主要精神，同时提出要“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增加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妥善处理相互间的分歧。这是对此前“积极全面合作中美关系”定位的深化与发展，其中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为增进互信、加强沟通与协调，中美关系日益机制化。两国高层通过互访、会晤、电话、书信等进行沟通与磋商，为两国关系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中美还逐步建立起多个层面的对话与合作机制，涉及教育、科研、能源、环保、减灾，等等，多达60多种。小布什执政期间，中美先后于2005年和2006年发起了战略对话、战略经济对话。奥巴马上台执政后，中美又将此合二为一，建立了战略与经济对话，为双方增进互信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中美军事关系敏感而脆弱，但双方已尝试建立起磋商机制，推进两军关系的发展。2008年年初，双方签署协议，建立了军事热线，对两军关系的发展以及加强合作都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妥处分歧是关键

　　中美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相互依赖的加深。换句话说，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中美双方必须进行合作。然而，在事关两国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加强合作并不能真正缓解乃至消除彼此间的猜忌，中美战略互信远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中美关系发展波折起伏的根本原因。

　　进入新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冲击着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力量架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金融危机来袭的大背景下，美国的霸权心态则因为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而变得愈发不自信，对华防范心理更为强烈。未来中美力量对比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在合作加深的同时，中美竞争与摩擦的风险也在增大。因此两国适时寻找办法来提升战略互信、避免双方恶性竞争乃至对抗就显得尤其重要。而中美实力的拉近，也将为双方的平等对话提供必要的基础。

　　中美要建立战略互信，双方就必须采取具体的步骤来消除互相的忧虑。如果过去中美两国本着先易后难的思路，将重点放在强调共同利益、推进战略合作层面的话，那么未来中美就应当在继续深化合作的同时，将足够的精力投入到引发相互猜忌的分歧上来，注重了解对方的关切所在，释放出善意，加强沟通和协商，以缓解乃至消除相互间的猜忌。

　　美国的最大关切是中国崛起后是否会损害美国的霸权利益、是否会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中方的最大关切则是美国在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干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双方的政策，两国必须在战略互信的问题上取得某种程度的共识。

　　未来中美首先应当以具体行动切实落实中美新近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的精神。访美期间，胡锦涛主席在不同场合强调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妥善处理重大敏感问题”，希望双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本着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双边关系”。其用意很明确，就是希望中美双方都要慎重而妥善地处理好两国间的分歧与矛盾。

　　尽管中国的国力不断上升，但还难以和美国相匹敌。中方没有干预美国的内部事务，倒是美国不断插手中国内政，在关乎中国最高国家利益的领土与主权问题上动作不断。从战略态势上依旧处于优势的美国就应当首先在中方最为关切的问题上采取行动来缓解中方的疑虑。中方则可以实际行动宣示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承担适当的国际义务，在美国所关切的问题如核不扩散等问题上拿出更为积极的姿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双方的战略竞争难以避免，因此要真正建立起战略互信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需要双方长期的共同努力，可以首先从对方的最大关切着手。不仅如此，建立战略互信并不意味着消除双方的竞争，或者解决所有的分歧，而是要避免误解和由此引发的战略对抗。只有双方本着理性务实的态度，直面分歧，避免不切实际的期望，双方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才会逐步建立起来。□(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