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业大都有着太长的产业链，让企业主营业务很不清晰，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业务和让企业亏损的业务往往混淆不清。如果把核电及电子原材料作为企业的主要经营内容，随着国际社会对能源需求的加大，手机、平板电脑等进一步走进消费者，两个主营业务都能有不错的发展机会。
东芝公司在2006年并购了美国核反应堆企业西屋公司，成为世界上同时具有两种核电技术(沸水型及压水型)的企业。并购金额达54亿美元(6200亿日元)。当时的企业高管对记者谈到这次并购时，很有信心地说，“不论从新兴国对能源的需求，还是从全球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要求上看，核电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特别是美国小布什政府开始重新评价核电后，核电复兴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东芝公司原本预计在2015年让其核电业务的年销售额达到1万亿日元(110亿美元)，在现在的5000亿日元基础上翻一番。
民主党政权在向国外推广日本核电技术上，比自民党更加积极。“这既是减排的一个方式，也能解决世界经济过于依赖石油及煤炭的问题。”有数个民主党议员在和《中国新闻周刊》谈到该党的经济政策时说。越南引进日本的核电技术，与民主党议员的积极推进有着很大关系。
但是东电福岛核电站事故，已经让核电复兴化为泡影。东电处理核电事故需要用近万亿日元，花十数年之久。对核电站周边居民的赔偿要在数万亿日元之上。这样的赔偿金额，已经大大超出了东电本身的经济能力，日本政府的连带赔偿责任则难以推脱。
“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控制核电的能力是这么的小，而核电会带来的危害则是这么大。”东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日本的核电专业技术人才、行政管理官员主要是从这所大学里走出来的。
核电在拉日本经济的后腿。东电核电站发生事故后，东京周边缺电1000万千瓦，突然减少了20%的供电量。日本东部和西部的电力赫兹数不一样，西边有电也不能提供到东部来，让东部要补上如此大的电力缺口，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东部经济的衰退已经成为必然。
日本不知道如何与国外沟通
“大阪神户地震的时候，我们自备干粮，开着车就去救灾了，但这次东日本地震，日本政府想的是最好先不要轻易去灾区，因为志愿者的生活、交通问题解决不了。”横滨国立大学村田忠禧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去救灾的人需要自己解决自己的食宿问题，不给灾区添负担。现在东日本地区缺的是汽油，想开车过去很困难。
“有不少人还是想方设法地赶到了灾区，想从废墟中救出一些人来。结果和大阪大地震不同，地震没有震倒多少房屋，是海啸冲走了太多的人。”村田忠禧说。日本自卫队从海上找到了一些幸免遇难的人，但真正在倒塌的房屋找到的人并不多。
有大量帐篷从国外赶运到了日本，结果却堆在机场附近，没有用上。日本的小学中学及政府管理的体育馆等具有抗灾功能，一发生地震，日本人都往公共设施跑，地震也没有震倒这些公共设施，日本并不需要立即搭建帐篷供灾民居住。
“日本不知道该如何与国外在救灾方面进行沟通，国际救灾工作显得比较混乱。”对救灾工作比较熟悉的一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到了震灾发生一周之后，国际社会才知道日本最缺的是汽油和御寒的大衣，这时才开始往灾区送汽油、柴油，送大衣等御寒用品。
日本在二战后对中央政府调动军队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首相是全军的最高指挥官，但首相同样不能随意在国内调动军队。核电站发生事故后，菅直人首相要调动军队去救灾，但军队并不听从调遣。
“军队只有在地方发生自然灾害，地方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动用军队后，军队才能出动。中央政府并不能因为自然灾害就可以随意调动军队。”东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胆小鬼！”据说对于不听自己调遣的军队，菅直人曾经大声呵斥。在地方上正处在震后极度混乱之中，行政联系不畅的时候，该立即出动军队，但日本自卫队行动相当迟缓。
“我要处分你们！”负责处理核电站事故的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对于不听他的命令的消防队员怒斥道。但很快他就向消防队员道了歉。消防队属于地方政府管理的组织，不接受中央官员的指挥。去福岛核电站处理事故的东京消防队员只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调遣。石原知事发令后，消防队员才能进入核电站放水。
中央与地方行政组织互相牵制，保证了日本不再走军国主义路线，但在抗震救灾中，也显示出了一些局限性。“救灾很重要，但不能因为救灾就让国家再度高度集权。”东京大学的教授谈到这点时，显得非常冷静。
《读卖新闻》等日本媒体批评菅直人政府在救灾方面行动缓慢。国家应对危机的整个体制是自民党构筑的，自民党下野后，在抗震救灾及处理核电站事故上，拒绝入阁组成全政党的抗震统一战线。民主党在救灾及事故处理的速度上，与日本民众的要求也有不少差距。
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特别重大的核电事故，缺少执政经验，在野党不肯精诚合作，民主党解决目前的政治经济难题已经非常吃力。现在日本还不得不把资金投向救灾及恢复社会生活秩序上，经济转型的步伐已经停了下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