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病缠身欧盟求变
要保持“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不受质疑和挑战，欧盟需要作出战略调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皇甫平丽
实习记者胡晓龙
“欧盟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它的货币欧元是国际金融市场的第二大货币。它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有双边和多边协议，每月花费10亿欧元开展遍布全球的援助项目。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不容置疑。”进入欧盟网站，可以看到欧盟是这样阐述自身的国际地位的。
但在当前，欧盟债务危机缠身，“经济巨人”的地位受到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也给欧盟带来了压力。
这些无疑都影响到欧盟在全球的影响力，要保持“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不受质疑和挑战，欧盟需要作出战略调整。
着眼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从大背景来看，欧盟进行战略调整是必然的，金融危机只是一个重要的触发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余翔说，金融危机爆发前，欧洲就有一个强大的压力迫使其内部和对外政策上出现一些调整，危机的爆发使得欧盟进行反思和调整的节点提前到来。
在余翔看来，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迅速崛起，欧洲的整体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而金融危机使问题更加凸显出来。
此外，余翔认为，改革和解决欧盟自身存在的几大问题诸如发展不平衡问题、欧盟体制和欧元问题、高福利和发展模式等，也都因危机而显得更为迫切。
“欧盟自己有一个发展的逻辑，正好是欧盟到了一个求变的时候。而这个求变的时候又正好赶上了金融危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崔洪建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崔洪建认为，金融危机使得欧盟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欧盟非常强烈地认识到了来自于外部的竞争压力。
他认为，对欧洲影响和冲击最大的是美国人提出的所谓G2，这让自视甚高的欧洲人感觉被边缘化了，欧盟的危机感很强，推进一体化是其内部的重要目标，力保多极化世界中心一极的地位，则是未来外交上要达到的目标。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去年6月的特别峰会上通过了“欧盟2020战略——为实现灵巧增长、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战略”，总结了金融危机的教训。崔洪建说，这个长期战略显示了欧洲的危机意识，例如，战略指出欧洲在整个的全面发展方面并不是做得最好；在涉及教育和公共投入这一块就不如日本和美国做得好；在市场竞争力和生产效率这一块，又没有新兴国家做得好，“欧盟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前有榜样、后有追兵的境地”。
在崔洪建看来，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是习惯于把所面临的问题上升到一个高度来看，比如在一般人看来这可能就是一个经济竞争的问题，但欧洲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文明竞争问题，一个生活方式竞争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价值的竞争。
“欧洲担心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减弱，附着其上的民主和人权等理念也变得没有吸引力”，崔洪建说。
中国人民大学让·莫内终身特聘教授宋新宁也认为，欧洲当前最为重视和强调的是如何强化整体力量，增强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欧盟的经济刺激计划和“2020战略”都体现了这一点。
在欧盟网站新闻中心，本刊记者也发现，《欧盟2020战略》被排在首要位置。欧盟在介绍这一新的经济战略时说：“战略建基于成就和教训，首要的任务是尽快走出危机，但战略也需要为未来的可持续增长提供解决之道。”
加强内部的改革调整
金融和债务危机表明，欧盟需要改革。崔洪建认为，欧盟意识到，从政治上来说，欧盟国家要继续坚持一体化的信念，经济上则要加强财政和金融政策的联盟和协调，同时着手建立金融救助机制，加强金融监管。
余翔指出，欧盟改革主要有几个方面内容：为应对债务危机，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之外，加强财政联盟的建设，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和加强金融监管；改革沉疴已久的福利制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绿色经济和创新。
在多次欧盟峰会上，如何加强欧盟内部经济治理，强化财政纪律和加强对成员国的宏观经济监督，消除成员国间的竞争力差距，都是欧盟领导人讨论的主要话题。
为了占据后危机时代的制高点，欧盟继续在擅长的绿色经济这个领域发力。余翔认为，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一平台对欧洲来说是最实际的，是它可以做的。
他指出，低碳领域本身是很赚钱的一个领域：欧盟可以卖技术，卖标准，此外还有一个欧洲碳排放交易系统，围绕碳金融可以做很多金融衍生产品。
宋新宁认为，欧洲人对气候变化兴趣很大，而且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欧盟各国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这是欧洲的竞争力所在，而且背后有巨大的商机。
欧洲在环保、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上领先，它会不遗余力地保持并发挥这个优势，试图引领世界，宋新宁说。
今年2月初，欧盟27国领导人聚会布鲁塞尔召开首脑会议,重点讨论了欧盟未来十年的能源战略。在此次“能源峰会”上，欧盟提出要推动能源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创新,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促进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以确保欧盟国家在能源技术与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金融和债务危机对欧洲的挑战，不仅来自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政治方面。余翔认为，债务危机的爆发，显示了欧盟国家间的离心倾向，“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车轮在转，但轮子有点松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副秘书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卡洛·帕杜安认为，债务危机会促使欧盟在权力机构改革上作出更大努力，使这些机构的欧洲整体化性质得到加强。
宋新宁认为，到目前为止，欧盟战略重心还是在内部，就是说它最关注的是自己怎么更进一步成为一个整体，进一步推进一体化。
他认为，2009年年底推出的《里斯本条约》和去年的“2020战略”，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也有助于增强欧洲的整体力量，而通过内部调整强化欧盟的整体性，也会有利于欧盟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探索新时期外交战略
2009年12月1日正式生效的《里斯本条约》，要求对欧盟已有外交政策作出调整。按照条约的规定，欧盟设立了“总统”和“外长”两个全新职位，此举被认为有助于欧盟对外发出统一的声音，提高其决策效率，有利于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
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在给欧盟各成员国首脑的一封信中曾指出，欧盟要成为全球“响当当的角色”，理应拥有与5亿多人口规模和占世界GDP总量20%以上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和影响，“欧盟不缺少战略伙伴，但缺少战略思维和战略手段”。
为此，欧盟27个成员国的首脑去年9月齐聚布鲁塞尔，审视和探讨调整外交政策，调整与欧盟互为“战略伙伴”的大国关系的发展方向，探讨新时期欧盟的战略目标与战略利益。
这是《里斯本条约》生效以后欧盟领导人首次研讨外交战略，被分析人士认为是欧盟探讨新时期外交战略的开端。宋新宁指出，峰会上欧盟最重要的着眼点是三个国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其中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和新兴经济体的关系是有连带的，欧盟在世界事务当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怎么处理好和这三个国家的关系。
欧洲和美国是全方位的关系，和俄罗斯是安全关系，和中国是经济关系。宋新宁分析认为，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是全方位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彼此在经济上的联系是最紧密的，金融危机使得彼此在经济上的联系进一步凸显。北非的问题，实际上也体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协调。
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更多的还是在安全领域，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从非传统安全的角度讲，能源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中欧战略伙伴关系，除了传统的定义外，加大了经济的联系，金融危机更加凸显了中国的经济力量，所以欧洲对中国更多的是偏重经济，同时也有所谓的政治对话。
余翔认为，欧盟意识到，需要把更多的外交注意力放在新兴国家，加重对新兴国家的倚重，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实力上升，国际影响力加大，此外欧洲要走出现在的双危机必须依靠外部市场进行拉动。
美国有出口倍增计划，欧洲去年年底也出台了一个“贸易、增长与全球事务新战略”，提出要扩大出口。欧洲现在的失业率很高，搞好和新兴国家的关系，对增加出口的帮助很大，余翔说。
崔洪建认为，经济危机以后欧盟对外政策一个较大的变化是，外交主要是为经济服务，用外交政策工具去达到经济利益最大化，因为目前解决债务危机，促进经济复苏是重中之重。例如，它对华政策的清单就很明显，基本上都是经济和外贸议题，同时它又加大了市场保护的力度。
对于中欧关系，崔洪建认为，欧盟正在渐渐调整对中国的心态，不得不更加平等地看待中国，不得不意识到很多问题在全球的层面和双边的层面都离不开中国。因此，中欧双方都开始思考怎样去找一些超越双边的议题来体现中欧关系的战略性，比如在国际经济治理、气候变化和安全合作等领域。
崔洪建评价中欧关系的特点，一是务实，二是相关度越来越高，例如今年上半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欧洲“2020战略”的相关性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这在中欧关系上是第一次，表明中欧的相互依存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位欧盟问题专家分析说，最近一两年来中欧双方的首要问题都是趋同的，比如说对外是应对经济危机，稳定世界经济复苏，对内是转型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关系的大局事实上已经定了。当然问题也是有的，例如在经贸领域的竞争和摩擦，而且这种竞争以后会越来越强烈。
在全球化和应对危机的背景下，中欧这两个都以发展经济、调整结构、转变产业为目标的经济体能够发展出新型的关系来。“这种关系首先是对双方都有好处，再一个对世界经济有好处，进而对世界的稳定有好处”，崔洪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