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赔偿
丹·乔布斯不需要国家赔偿，尽管当时他也受伤了。
来自美国政府的“9·11”赔偿主要针对死难者家属和因救援而患病的消防员等，受伤的人一般有保险赔付。心理治疗则是面对全体的，主要由政府或民间医疗机构组织，持续数年。身体的伤痛治愈后，就不停地有社区义工或医疗人员联系丹·乔布斯他们，听他们倾诉。
时至今日，丹·乔布斯和陈思进还会收到一些美国政府机构或公益组织发来的邮件。比如有个“9·11”幸存者健康检查机构，他们会做相应调查。“多年来，美国政府对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进行免费的物理和心理治疗。”陈思进说。
根据幸存者健康检查机构的调查，参加世贸中心废墟清理和救援工作的工人中， 30%有肺部疾病，48%有鼻、耳及喉咙方面疾病。
但对于“9·11”发生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急救员马文·贝斯来说 ，申请工伤赔偿、劳动保险的过程竟然比“9·11”当天死里逃生更加艰难。
今年49岁的贝斯当时就职于一家救护车公司，第一架飞机撞上北塔后，他就和公司的救护队一起来到双子楼脚下。南塔倒塌时，贝斯被埋在灰尘里，他用手扒开一条生路后，又在营救一位老年妇女时被覆盖在北塔的灰尘下。
比起在营救工作中殉职的同事，贝斯算是幸运的。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损伤让他在之后的几年内患上了哮喘、抑郁等多种疾病。住院治疗7次、每天服用多达15种药物，而且无法再重返工作岗位。
在经历了无数场听证、调查、核验材料甚至有如刑讯逼供的问话之后，贝斯才在“9·11”发生近3年后拿到了工伤赔偿，而他2007年递交的公共安全雇员福利申请至今仍然杳无音信。
贝斯的情况并不是特例，“9·11”现场营救人员的医疗、福利一度让联邦和地方政府成为众矢之的。为营救人员特别设立的医疗保险赔偿项目在2003年就不再接受新的申请，但一些人的身体状况却是在很多年后才亮起红灯，却因为错过了这班船只能自求多福。
今年年初，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扎德罗加‘9·11’健康及赔偿法”。扎德罗加是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警察，因罹患呼吸系统的疾病而不治身亡。该法案是去年12月国会休会之前所通过的最后一批法案中的一个，算是对舆论一个交代。
今年7月法案生效。美国联邦政府拨款43亿美元，向“毒空气”受害者提供医疗费和补偿。已有上百人通过纽约联成公所协助登记准备提出赔偿申请。
标维医院世贸大厦环境中心和法律基金会“社会公正倡导中心”协助需要者完成申请。工作人员维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无法统计申请确切人数，“按照规定，填好申请表后，2011年10月之后才寄出。”
故事的一章已经结束
丹·乔布斯现在常常会和朋友讨论美国经济的状况，“美国在错误轨道上，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改变，否则很可能陷入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
在2007年迁往加拿大之前，陈思进每一年都要到世贸遗址参加悼念活动，听遇难者家属逐一诵读他们姓名，默默祈祷。
“十年过去，我对恐怖袭击不回避了，世界各地都有各种恐怖活动，甚至已经成了常态。”陈思进说。
只是陈思进如今住宿酒店会下意识地选择10层以下的房间。他原来非常喜欢“高高在上”。“9·11”后几个月的一天，他的妻子非常想上帝国大厦的顶端看看。但就在买票上楼的一霎那，陈思进说，“你一个人上去吧”。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像丹·乔布斯和陈思进一样被“9·11”所“唤醒”，有用行动重新诠释自己生命的机会。
在世贸遗址工作的工人路易丝·加斯垂也是“9·11”事件的亲历者，目睹了南北塔楼的坍塌。但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根本没有时间去震惊、悲伤或是痛苦，只感到命运的残酷，生活的压力迫使自己的工作还要无奈地在这里继续。
加斯垂是出于纽约中下层社会的成百上千世贸重建工人之一。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经历过“9·11”事件，也曾彷徨痛苦，但最终还都留在了这座城市，或许是不得已。重建世贸的过程并不轻松，他们中的一些人时而发动罢工，时刻都在昭示着这座城市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社会。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克里兹曼十年前接到确认妹妹在“9·11”袭击中遇害的电话，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如何与悲伤抗争的书。正如他所说，“我很欣慰看到故事的一章已经结束，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但贪婪和仇恨的种子依然在生根发芽，我内心依然惶恐，因为这场战争远远没有结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