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视角：日本和平运动正走向低落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实习记者 邬骊 发自北京
【嘉宾】步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首席委员；负责中日韩三国民间共同编写《东亚历史共同读本》的中方组织领导工作。
虽然军国主义思想已不占主流，但日本的和平运动还存在诸多缺陷，与中国民众的历史认识也有一定的距离
日本战后反思经历了6个阶段
《国际先驱导报》：很多日本人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九一八事变，你如何评价这80年来的日本战后反思？
步平：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既不能全部概括为“不承认侵略战争”，“继续鼓吹军国主义”，但与作为战争被害国的中国、韩国民众的战争责任认识也有相当的差异。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历史的认识和对“战争责任”追究与思考，是在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后逐渐形成的。
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10年，当时出现了对“战争责任”的第一轮讨论。不过，当时日本社会流行的“战争责任”的概念，其实指的是思考导致日本战败的责任，而根本没有触及导致广大日本民众陷入悲惨的责任，更没有思考导致中国及亚洲地区数千万人遇难的侵略战争责任。
第二阶段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内部首先从文学界进而到思想界和知识分子层面开始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这一时期的讨论深入到思考战争责任对战后日本社会向前进的实践中的意义。
第三个阶段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开始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特别是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加害”的责任。以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为契机，发起了发掘日军在华犯罪事实的运动。
第四个阶段是从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发生了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及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在国外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批判活跃的背景下，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就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五个阶段是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对于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思考，特别表现在声援中国战争受害人在日本法庭进行的战争赔偿的诉讼。但是，这一情况同时也激起了历史修正主义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方式的激烈反弹，以致出现了中日关系的“冰河期”。
现阶段，自2001年、2002年以来，一方面，历史修正主义的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右翼与保守势力支持的《新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略有增长的趋势，但对于历史问题，民间、学者，以及政府主导的共同研究都在逐步开展。总体来看，最近一两年，中日对历史问题的观察和判断比以前冷静一些，与过去偏重于政治判断和感性认识相比较，出现了重视学术研究的倾向。当然，还有很多分歧仍然存在。
皇国史观的新教科书并不占主流
Q：一方面可能日本大众对于战争责任确有思考，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日本横滨市教育委员会今年8月4日决定，将在横滨市内全部148所市立中学推行使用由一个右翼团体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A：应当承认，时至今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仍然坚持战前皇国史观的人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还在竭力扩大其影响，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已今非昔比，不可能再占据主流。不采用右翼与保守势力编写的教科书的地区和学校仍占多数，说明战后日本的和平思想与和平运动对日本社会及对日本人战后历史认识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日本的和平运动还存在诸多缺陷，与中国民众的历史认识也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与战争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和维护其地位的历史认识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Q：新教科书现在日本的使用情况如何？
A：目前，各类各种教科书的使用率还没有统计出来，我估计右翼教科书采用率有1%左右，剩下的99%是其他教科书，也就是相对来说对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有客观叙述。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有必要和这99%的教科书的出版社，和采用这些教科书的学生、老师，一起来抵制右翼的教科书。
Q：那么日本政治家对历史问题的操弄有变化吗？中日邦交后日本政治家还在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现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也曾说过“A级战犯不是战争罪犯”的言论。
A：中日之间的战争在1945年已经结束，而从1972年的联合声明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邦交已经正常化。但是，由于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现在的部分日本政治家与历史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待历史问题，他们的立场、态度都很暧昧。如果任凭右翼与保守势力的煽动，不对历史问题进行准确的把握，中日关系的未来总会是动荡不安的。所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对保守派政治家及其代言人的言论进行斗争是很自然的。
不同的是，如今上位的日本领导人，年龄大约四五十岁。应当说，他们这些人没有参与过战争，没有直接的战争经历，所以他们也可以自己说“我没有责任”。当然，有学问、有良知的学者会说“我们日本是有责任的”，不是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对亚洲的被害国有责任。其实，对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占人口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他们需要认识的就是作为日本民族与国家的战争责任，但我觉得做到这一点还是需要相互交流、互相讲道理的过程。
中日民间沟通思维仍有错位
Q：你所说的日本和平运动的缺陷，指的是什么？
A：一个大的缺陷是，和平运动在日本正在慢慢地低落。过去和平运动是和社会发展进步包括社会主义有联系的，但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社会主义阵营不存在，社会主义在日本受到了质疑，对日本的和平运动本身影响很大。其次，当年从事和平运动的那这一代日本人现在慢慢变老，年轻人则已不大关心；第三，和平运动组织之间的关联，或者他们之间的团结不够。每个运动团体都有很理想、很高尚的一些目的，但是又互相不能容纳对方的团体，所以很难发展壮大。
Q：所以，政治家的态度、和平运动本身的缺陷，还有日本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的不彻底性，都是日本现在和我们所期待的仍有很大差距的原因？
A：民众层面的历史问题，与其说是差异，不如说是错位。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及语言表达体系均不相同的中日两国民众间，在历史认识的问题上肯定会存在差异。
日本人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多元化，与战后日本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是一致的，所以，对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的考察，需要多角度和多维度的思考。由于中日两国人民对战争中及战后的体验有很大差异，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有很不相同，加上文字语言方面的障碍，两国民众间战后就历史认识相互交换意见的条件并不充分，形成共同的认识相当困难；即使有所讨论，也常常产生错位。如果各自均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对方的战后认识，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差异。
我认为，在指出日本在战争责任认识上存在错误倾向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在两国民众间存在相互理解的感情层面的问题。但学者间以冷静的对话的方式，通过共同研究解决学术研究方面的历史问题，可以为政治解决和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重要的依据。
日本首相的史观
中曾根康弘
战后任期第三长的日本首相(第71～73任)。他一方面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另一方面却从结果出发，为战争寻找合理化解释，“从世界史来看，作为战争的结果，可以说以大东亚战争为导火线，在亚洲和非洲的独立国家都急剧增加了……从结果论的观点来看，或许也是在借日本之手使民族运动高涨，导致了独立国家的剧增。”
桥本龙太郎
日本第82、83任首相。早年间，他作为“遗族会”会长，曾每年3次不间断地参拜靖国神社，拜相之后，他却成了参观中国“九一八纪念馆”的日本首相第一人。
小泉纯一郎
曾任第87～89任日本首相。任期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小泉宣称，“有人提到(原首相)东条英机的甲级战犯问题，中国的孔子说过‘恨罪不恨人’，我不是为一个人前往参拜的，也不认为(参拜甲级战犯)有什么问题。”
野田佳彦
日本第95任首相。“参拜的是非问题必须考虑国家利益，因此，那种基于A级战犯作为战争罪犯因此不应被合祭的论调，实际上是在侵犯所谓A级战犯的人权、和国家的名誉。”野田佳彦2011年9月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在任首相期间他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也不会正式参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