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目的何在
新加坡政治职位任职者的薪金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实行的，并在1994年通过立法予以约束和保障，从而建立一种政要薪金与企业界人士收入挂钩的体制。从2009年的相关数据来看，新加坡政府一名初级部长的年薪为157万新元(约合753.6万元人民币)，而总理的年薪约300万新元(约合1440万元人民币)。新加坡政要的高薪，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政要群体而言较高，但在新加坡国内，政要的薪金收入与其在企业任职时相比，则并不一定是高薪。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高薪，只有诸如总统、总理、部长及议员等高级政治职位担任者才能得到高薪。普通公务员与政要的薪金之间差距较大，实际上与全国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很接近。
据悉，这种政要的高薪酬机制出台的初衷是为了吸引精英人士进入政府，并防止其被私营机构挖角。而优秀人才组成的政府则有可能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正如李光耀先生所强调的，一个政府必须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服务民众。故新加坡强调其推行的政要高薪酬制是一个诚实且妥当的制度，能确保新加坡拥有最能干的部长和有效地为人民服务。应该说，此种高薪酬制的出现是有一定理由的，但这些理由并不能完全服众。尽管数目可观的薪酬是政要选择从政时要考虑的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社会声望和荣誉的获得、平生抱负的实现等也是常见的考量因素。“高薪揽才”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薪金太高或高到民众接受不了的程度则难说有其必要性了。
故而，政要薪金过高在新加坡国内饱受争议，不但反对党在国会时常进行质疑，普通民众也颇有抱怨之声。这不但使得政要拿高薪成为选举议题，并导致了2011年国会选举成为独立以来最激烈的选战，如何合理确定政要的薪金标准成为新加坡举国的热门话题。
降薪回应质疑
早在2011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新政府就职典礼上提出，他将设立专门委员会研究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新加坡政要超高薪金课题，以便全面检讨现行政策使其更贴近民意要求。在此次选举过程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因政要薪金过高、民众收入差距过大而丧失了执政的绝对优势。
由来自企业界、工运和社会服务领域的8人组成的政治职位薪金检讨委员会是独立的，不包括任何政府官员在内。它的职责是对总统、总理、部长及议员等政治职位的薪酬水平的确定基础进行检讨，从而确保新加坡政府继续是一个能干且又诚实可靠的政府。新薪金制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既不能过于超出人民能够接受的范围，又不能太低以致无法吸引企业界的优秀人才转而从政。
薪金检讨委员会力求新薪金制简明易懂，在设计时秉持了以下三个原则：薪金须具备竞争力；薪金应考虑投入公共服务者必须作出的牺牲；薪金应是不隐藏任何津贴或福利的裸薪。
委员会最终在去年12月30日向李显龙总理提交了名为《一个能干并具奉献精神政府的薪金》的报告书。具体而言，委员会在报告书所设想的新薪金制在构成上有变化，不但建议取消自2011年5月21日起担任政治职位者的养老金，而且建议政治职位任职者获得“国家表现花红”这种新的可变动的花红。“国家表现花红”由四个部分组成，即新加坡人实际工资中位数增幅、收入最低的20%新加坡人的实际工资增幅、国人失业率以及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委员会在“国家表现花红”纳入前述指标使得政治职位任职者的薪金与中低收入国民的生活水平挂钩，是对新加坡民众诉求的积极回应。这体现了政治人物要为所有人服务的理念，也促使其更关注新加坡的“社会夹心层”群体。委员会的建议将使得总统、总理、部长这些政要都面临大幅减薪，降薪幅度达到30%以上，尤其是国会议长和总统的减薪幅度最大，均超过50%。
朝野反应不一
降薪现在还只是薪金检讨委员会的建议，新薪金制要成为法律还有待新加坡国会通过。不过，新加坡的一些显要人物已表示了赞成的态度。新加坡现任总统陈庆炎在文告中对委员会的建议表示欢迎。李显龙总理则表示政府接受委员会的建议，不但以白皮书方式发表该检讨报告，还会于1月16日向国会提出动议，以该报告作为制定政治职位新薪金制的基础。
新加坡政府某部长近日在网络上针对部长薪金检讨报告发表个人看法后，遭到网民炮轰。网民的激烈反应，被解读为公众对执政党不满的一种情绪宣泄。其实，该部长的担忧也代表了新加坡国内占有一定市场的看法。当降薪以后，还能否继续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政府？考虑到新加坡小国寡民的现实，当本来不多的人才从政意愿不高时，可能会出现政治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
新加坡民众大多对薪金检讨委员会提出的新薪金结构表示赞同，尤其对用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表现花红”来取代只能反映经济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花红大为赞赏。当然，也有部分民众对新薪金制如何具体实施存有疑虑，譬如部长所得花红该如何透明化、衡量尺度又如何具体化？于是，有人建议政要实得薪金应在每年年底进行公布。也有人对减薪效果不满意，觉得减薪之后政要的薪水仍然很高。譬如，李显龙总理降薪之后年薪还有220万新元，仍是全球薪金最高的领导人，故而建议委员会应对薪金制定期进行检讨。
有人还关心减薪的后续问题，建议那些因减薪而省下来的钱，应用来帮助低收入群体，否则减薪的效应难以明显体现。(张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