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报：为外来人口设置生存壁垒不可取

　　据报载，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唐泰来1月9日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通过大力度拆违行动，增加外来人口的居住成本，让他们“无地可住而不得不离开”。

　　唐泰来的理由是，近几年深圳检察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中，80%左右是外来人口所为，“要限制外来人口犯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控制外来人口总量。”提案强调采取措施让外来人员离开深圳，具体建议是设置生存环境壁垒，建立“外来人口间接过滤机制”。 具体来说，除了在“衣、食、行”方面适当提高生活成本，让某些无固定收入来源的外来人口自动离开城市外，主要“可行”的措施是在“住”这一环节上设置壁垒，“可以促使一些外来人口主动离开城市，寻找更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地方。”

　　为外来人口设置生存壁垒的观点在深圳这样一座城市出现，着实让人有些错愕。我们都知道，深圳能够从一个昔日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靠的就是大量的外来人口。在深圳的人口构成中，真正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只有151万人，几乎90%的人口都是外来人口。在这样一座移民城市，生存壁垒应该针对谁而设？又有谁是应该离开的？

　　唐泰来提案中的论据则更难以让人信服。因为你不可能有效区分出哪些外来人口是良民，哪些是潜在的罪犯，只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们都“请”出去。另外，这个办法也有头疼医头的嫌疑，就算提高生存壁垒让一部分外来人口离开了，但深圳的治安问题就解决了吗？

　　尽管唐泰来事后承认，自己的提案是参考了网上的一些文章， “太草率了”，但抛开政协委员的责任心问题不说，选择这样一个题目作为提案，依然呈现出其观念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种歧视色彩浓厚的观点不仅从根本上站不住脚，无形中也剥夺了别人自由迁徙、自由就业的基本人身权和生存权。

　　诚然，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社会问题不断增加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但也要看到，大城市的繁荣和人口不断涌入之间是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的。以深圳为例，深圳之所以有今天的经济奇迹，与外来人口，特别是大批普通农民工创造的巨大财富是分不开的。从这一点上看，一个城市的活力就在于人的无障碍流动，一个城市只能接受通过自然流动而形成的人口的现实。即便这座城市要调节人口流入，要寻求更为优良的治理，也只能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多用市场自发调节的方式进行，绝不能动辄设置门槛或壁垒，人为干预人口流动，更不要每到出现矛盾时，就把矛头首先对准外来人口。(姚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