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冲击"高薪养廉" 多国领导人遭讥讽(图)

　　一直高举“高薪养廉”大旗的新加坡，新年伊始有了大转变。新加坡近日表示将削减领导人年薪，由政府指定的薪金评估委员会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年薪应被下调36%，至220万新元(合170万美元)。而与李显龙相比，法国总统萨科奇的年薪只有34.6万美元，在萨科奇本人看来自己还是个“劳碌命”，可法国人却对萨科奇非议颇多，法国议员近日还出版了新书大爆萨科奇生活奢侈。

　　《经济学人》定的标尺曲高和寡

　　英国权威性经济杂志《经济学人》曾经提出，应以领导人年薪与本国人均GDP的比值为标准，衡量其收入是否过高。按照这一标准，年薪43万多美元的肯尼亚总理奥廷加是“打工皇帝”，而每年赚4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却只能算个“中级白领”，一些领导人则更因年薪和本国人均GDP比值低，而显得“十分清廉”。

　　然而这个看似颇“讲道理”的标尺，放到现实社会中却似显得“曲高和寡”：在肯尼亚并没有太多人抱怨奥廷加收入过高；奥巴马年薪40万，说三道四的声音并不响亮；而绝对数和与本国人均GDP比值都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的一些领导人，如俄罗斯总理普京(不足10万美元)、印度领导人辛格(连1万美元都不到)，却常常要面临国内反对派的百般挑剔。

　　衡量1

　　高薪养廉引非议

　　许多国家领导人年薪很高，一个重大理由是“高薪养廉”，认为只有给他们丰厚收入，他们才不会觊觎非分之财以权谋私，更认为唯有高薪才能吸引为数不多的英才加入政界“为社会服务”。这种论调曾经很流行，如新加坡领导人以往就曾屡屡以此为由，拒绝接受对高薪的批评意见。

　　然而在经济危机的今天，这种论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许多批评者指出，“高薪吸纳人才”的理由经不起推敲，事实上和CEO相比，政要收入低，但福利更好，退休后更有保障，且在越来越流行的“旋转门”模式下，CEO从政、政要离职后转入商界，都变得频繁，有从政阅历的CEO挣得更多已是常识。在这种情况下，政要硬要在从政期间也享受“CEO待遇”，就变得让人难以接受。

　　不仅如此，如今高等教育业已普及，“精英意识”大大淡化，人们不再认为“从政的都是精英”，而那些享受高薪者的政绩参差不齐，更加深了公众的这一印象。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继续支持“高薪养廉”就变得十分困难。

　　新加坡执政党一名议员曾宣称，如果薪资只有50万美元，和200万美元年薪的CEO们开会时会感到“矮人三分”，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公众压力最终迫使该议员当众道歉。此次新加坡薪资检讨报告虽然建议给政要大幅降薪，公众仍然不依不饶，认为“还是太多”，而这在传统精英治国意识浓厚的新加坡社会，以往是难以想象的。新加坡普通人的年收入不过3万美元。

　　衡量2

　　自己加薪 骂声起

　　美国相关法律规定，总统任期内不得加薪，也就是说，总统是没法自己给自己涨工资的，克林顿在1999年曾以总统收入太低为由，说服国会通过总统加薪法令，自己却因上述规则无福消受，让继任者兼政敌小布什白捡了一个便宜。不能不说，这条规定为总统、政府和国会避免了许多“瓜田李下”之嫌。

　　但自己投票给自己加薪的政客比比皆是。在任上推动给自己加薪，即便本来不无道理也“好说不好听”。如法国总统萨科奇是公认的“欧盟第一忙人”，可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上任后不久，自己推动国民议会通过了给总统加薪一倍的法案，结果自然被法国人骂得狗血喷头。

　　加拿大的联邦、省和市议会也曾投票通过为自己加薪的决议。

　　衡量3

　　多劳多得争议少

　　美国总统自上世纪末以来加薪几次，但不论饱受高失业率和经济不景气之苦的美国民众，还是反对党及媒体，对总统的高薪都显得较为宽容；英国近几任首相的年收入都在20万美元以上；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年收入更逼近30万美元，尽管她和她的政党支持率有所下降，拿其年薪说事的人并不算多。

　　奥妙便在于这几位领导人都是出了名的大忙人。美国是总统制国家，内阁对总统而非议会负责，既没有总理也没有外长，这个总统自然成了大忙人，“多劳多得”也便顺理成章；同样，英国首相、德国总理在实行内阁制的英国、德国，都要同时身兼政府首脑、议会议员双重职责，并肩负区域大国和世界级国家的责任与义务，诚可谓责大事繁，干得多挣得也多。

　　相反，如果工作清闲却坐享高薪，公众的意见就会很大。如加拿大温哥华公交管理部门的高管曾不声不响地将“会议津贴”提高数倍之多，而这些享受高额津贴者的工作，不过是出席几个无关痛痒的例会，因此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此外，不久前英国王室宣布，主动要求减少王室津贴，其背后的原因，也正是因为作为国家象征性、荣誉性和传统代表的王室工作清闲，却享受高额津贴，让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感到不快。

　　衡量4

　　无功受禄怨言多

　　在各国领导人中，新西兰总理的年薪向来比较高，按本国人均GDP比值算也达10倍左右，位于前列，但社会非议并不大，这是因为历任新西兰总理治国有方，国家社会安定，经济也保持平稳发展，更拥有令人羡慕的社会福利体系，领导人就算挣得多些，公众也不至于有太多反感。

　　但倘若无功受禄，公众的意见就会比较大。不久前意大利媒体披露，意大利国会议员的平均月收入高达14724美元，比荷兰的11096美元和西班牙的3671美元高出甚多，引发公众强烈不满。在公众看来，正是由于这些政客的无能，才让原本是欧盟第四大经济体的意大利落到今天债台高筑、国家濒临破产边缘的状态，本该为这一切承担责任的国会议员们，却拿着超过经济形势良好的荷兰同行一大截的薪水。而这些无功受禄的议员更通过一系列决议要求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简直和“劫贫济富”无异，自然更是可恶了。

　　不久前《南非工商时报》的一则报道十分有趣，报道称，自白人掌权至今，南非政要的收入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但社会观感却大起大落。当社会稳定、经济势头良好时，公众对拿高薪意见不大；反之，针对政要高薪的问责呼声就此起彼伏。

　　观察

　　不患寡而患不均

　　在一些崇尚多劳多得、注重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国家，政要挣高薪，享受高出普通人一大截的收入并非什么见不得光的事。但在一些讲究平等，福利国家色彩浓厚的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识就相当有市场。

　　加拿大社会对政要的薪水有议论，但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该国政要收入绝对值和与本国人均GDP比值都不高，在世界上位居后列，在G7国家中则位列倒数第一，然而加拿大公众显然更看重“公平”，对部长、议员薪资的容忍度不高。

　　同样，在福利国家传统浓厚的法国，公众对政要高薪也不太买账，公众编出各种政治笑话讥讽萨科奇“贪婪”和“挥霍浮夸”。其实在法国历任总统中萨科奇不算最冤的：不比他清闲却远比他挣得少的已故总统密特朗当初受到的相关责难更多。(陶短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