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塑造新型关系模式 亟须消弭两国战略互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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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从“G2”到“C2”,中美两大国正在努力重塑两国新型国家关系模式。不管怎样,中美两国利益交融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证明,两国的成功对彼此都利益攸关。合作应成为中美关系的决定性特征
5月7日,陈凤英应相关部门之邀,在自己办公室写一篇在三天前闭幕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评论,她用了几个关键词:具体、务实、丰富。
“成果清单出来后,一些内容甚至超出了我之前的预期。”这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将本轮对话与以往三轮相较,认为上述三个特点尤其明显。不过,她也注意到,或因美国大选等因素所致,清单中并未提及下一轮对话,这多少增加了会谈内容在未来落实层面的不确定性。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倪峰认同陈凤英的分析,他更倾向于从此轮对话尤为复杂的大背景下着手评论,“从结果上看中美双方对各种问题都做到了很好的管控,管理有效。”
干涉中国内政?
5月3日开幕、为期两天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向世人呈交了内容涵盖67项的具体成果清单。
根据清单,相较以往三轮对话,中美双方对“双边对话和磋商机制”进一步细化。比如针对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提及的海事安全问题,从一直以来的较为笼统提法到是次对话明确提出支持中国海事局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建立“中美海事安全对话机制”。诸如此类内容,在陈凤英看来凸显了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中愈发成熟。
在经济层面,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颇显敏感的汇率问题在此轮对话中并不突出,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改革。中方将通过修改相关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证券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并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提高到800亿美元。
另外,针对未来的双方宏观经济合作,除去美方减赤等承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方承诺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中央国企和省级国企的数量。中方鼓励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红利支付。此外,中方鼓励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红水平,使其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的市场平均分红水平相一致。
类似双边承诺,被倪峰和陈凤英一致评述为“更求实效”的典型代表。不过,成果既出,也一度引发舆论争论。本轮对话结束后,一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国际问题专家出席相关研讨会,就有人认为在某些问题上美国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
“我不赞同干涉内政说法,总体来看,其实是双方对话更务实,尤其是中方的对话机制越来越完善。”陈凤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体成果显示战略层面更具体,经济层面更务实,因为中方承诺的相关问题对于国内而言也是当务之急,比如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的呼声已久,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
国企红利内容也引发了国际关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Nicholas Lardy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即表示,拟议中的关于提高国企分红比例的措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一直在阻碍中国改革的国内利益集团的力量已有所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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