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欧美深陷困局 亚太变局对中国影响最大
近日,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郭隆隆研究员来到浙江人文大讲堂,开讲当前国际热点。
他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经历深刻、复杂的变化——上个世纪冷战结束、苏联的解体对世界最大的影响,就是导致了世界力量的失衡,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美国在冷战后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楚:要尽量延续自己的主导地位,不允许有一个国家来挑战它。
但是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东方一些主要大国的崛起,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了变化,地域之间的力量正在越来越接近,整个世界力量的对比正在走向一个均衡化的趋势。
世界由此而进入了新一轮的“三大”时期,即大震荡、大调整和大改革时期。
就当前而言,我们可以从“三个局”来感受国际形势的这种总体变化:一个是欧美的困局;一个是中东的乱局;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大家很关注的,亚太的变局。
欧美困局:世界力量多边化
美国在本世纪发动的两场战争中消耗了实力,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的经济困境,现在是资不抵债、失业率居高不下,以至于不得不动它的最后一块奶酪:今后十年美国将裁减军费4800亿美元。
欧洲发生了欧债危机,欧洲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下降,社会出现动荡,欧债危机至今仍有加剧之势。
整体而言,欧美已经陷入了困局。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大国,出现快速发展势头,尤其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抓住了本世纪“黄金十年”的战略机遇,使国力得到了大大提升: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的“老二”,将我们原来设定的目标提前了十年。
虽然中国还不是世界性的大国,充其量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中国的崛起无疑加速了世界力量趋向均衡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还有一批新国家的崛起。正如美国战略家基辛格所说:这是近500年来少有的大变局。
世界力量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在世界多边机制里,从G8到G20正是这种变化的缩影。
战后的各种国际规则基本上是在西方力量占主导的情况下形成的,主要是体现了西方的利益,符合西方的需要。现在随着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原来旧的力量对比下形成的各种国际规则,已不能适应新的力量对比,调整和改革原有的规章、法则势在必行,在这种背景下,世界迎来了新一轮的“三大”时期。
中东乱局:冷战后的地区性剧变
2010年底中东的西亚、北非地区出现了震荡,一直影响蔓延到整个西亚、北非一系列的国家,这场震荡至今还在继续发展中。这场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国家人民,希望能够推动所在国家的社会变革,使自己的国家能够适应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则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地渗透和插手,极力希望能够把这场剧变引导到有利于西方的取向。
我们历来主张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事务应由这个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来解决。中国在中东地区既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又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因此如何来应对西亚北非这场剧变是对我国外交的一次大考验。
中国如何应对?我们至少要处理好五对关系:
我们既要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但又要坚持不干涉主权的基本原则;既要在现有政府框架内最大限度维护中国的利益,又要给与未来有可能建立的新政府保留足够打交道的空间;既要防止西方国家利用安理会来通过有利于他们的决议,又不能同西方国家在安理会过分对抗;既要同俄罗斯进行战略合作,又要防止俄罗斯改变政策;既要正视这个地区西化的现实,又要防止其中的消极因素影响我国自身的稳定。
亚太变局:对中国利益影响大
第三个是亚太变局,这也是对中国切身利益影响最大的一个局,它就发生在中国的身边。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美国“重返亚太”的口号下,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增加了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由于美国是通过军事因素重返亚太的,最主要的一个形式就是激活它在这个地区昔日的军事同盟。
美国昔日在这个地区有五对军事同盟,最核心的是美国与日本的美日同盟,然后是美国与韩国、美国与澳大利亚、美国与菲律宾、美国与泰国的同盟。
这一次菲律宾之所以明目张胆在黄岩岛挑衅我国的领土主权,自然同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有关。菲律宾有一种幻想:它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激活了1951年菲律宾跟美国签署的协议,它的底气也就看涨。尽管菲律宾在整个东盟当中,国力是最弱的、军力也是最差的,是东盟国家当中唯一有海军而没有海岸防御能力的国家,但这次却公开同中国叫板——它以为美国重返以后,它就有了同中国叫板的资本和靠山。
美国当然希望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美国现在在亚太搞了一个所谓的“雁行梯队安全模式”,即美国是亚太地区的领头雁,第二梯队是美、日、韩,第三梯队是美、菲、奥,第四梯队是越南、印度等等,目的就是要压缩中国周边的战略空间,将中国牢牢地封堵在所谓的“第一岛链”之内,不能让中国自由地进出太平洋,这是我们要极力反击的。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现在也成为一个资源进口大国,现有的资源、能源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我们继续发展的需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来越重视海上安全、海上通道,因为现在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能源进口国。
现在中国的国力和战略资源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崛起以后的中国怎样来处理与大国的关系?这是和平发展在新时代的新内涵。
我觉得,我们既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同时又要防止与美国发生全面对抗。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插手南海问题,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挤压我们的战略空间;同时我们又要展开与美国的高层的军事互动,恢复军事交流。
总之,在这场新的战略博弈当中,我们怎么来处理与大国关系,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是我们能否制胜的关键所在。(记者 章咪佳 尹炳炎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