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反思国际关系三大思潮 关注中国崛起

　　中新网6月19日电 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国际力量平衡、国际关系格局均出现新的变化。在探究如何认识这种新变化的努力中，西方左翼学者对西方舆论界流行的“文明冲突论”、“全球治理论”和“权力转移论”三大国际关系思潮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最新一期的《人民论坛》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刘志明的文章指出，西方左翼学者对三大国际关系思潮全面、深刻的反思，有助于打破西方自封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真理”的垄断地位。

　　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反思

　　文章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这一理论从提出开始就广受关注，但一直饱受争议。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基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考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而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凸显，将成为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索，“文明冲突”模式成为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最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文章称，亨廷顿“西方文明优势论”的心态，鼓动所谓西方“文明”国家联合起来以打击、遏制异类文明尤其是所谓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企图，一直以来，是包括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在内的思想界揭露与批评的焦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结合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以新兴大国的崛起等新的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有力地批判“文明冲突论”鼓吹的“西方文明优势论”。

　　文章指出，包括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在内的世界进步思想界认为，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非冲突的根源，而正是这些差异才使人类社会更加丰富多彩，各种文明之间相得益彰。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有赖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对话、交流以及相互尊重和借鉴。在被认为是彻底颠覆西方“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马丁•雅克指出，在这个价值观多元化且常常相互矛盾的世界，设法让这些对立的价值观共存共容，是一件重要的事。实际上，要让一个充满矛盾现代性的全球化世界以相对安宁和睦的方式存在，价值观的共存共容是前提。

　　关于“全球治理”理论的反思

　　文章表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的一个中心假设是“国家无能论”，意即民族主权国家对于那些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失去了解决的能力，因此需要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性组织来加以协调处理。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在全球的肆虐，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又开始竭力鼓吹以市场机制来进行全球治理，并强行推销“市场万能”的新神话。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与机制的弱点与弊病暴露无遗。西方许多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机制乃至西方主流的全球治理思潮的怀疑情绪和要求变革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情绪均随之增长了。

　　文章称，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不能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危机等全球性议题带来的各种新挑战，正面临困境。

　　西方许多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大都认为，2008年的危机并非仅仅是一场深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也是世界管理体系的危机、全球发展基础理论的危机、国际体制的危机。在他们看来，要摆脱这场体制性危机，需要展开新一轮的改革，建立新的国际体制，打造新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体系、形成新的世界发展哲学。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关于全球治理变革的诉求与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根据国际力量平衡发生变化的新形势，推进全球治理机构的民主化进程。这种“民主化”进程，换言之，这种进程包含团结、民主和社会公平的全球治理的再调整和变革。

　　第二，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使全球治理“社会主义化”。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西蒙年科就指出，联合国变得越来越虚弱，逐渐沦为维护美国利益的机构。要想维持未来世界的和平稳定，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是必要的。日本独协大学法学部教授星野昭吉也指出，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正处于深刻变动之中。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基思•范德菲尔则把全球治理的社会主义化寄望于左翼的再度振兴。

　　关于“权力转移”理论的反思

　　文章称，认为均势理论没有抓住国家发展速度不均衡对国际体系影响的美国学者奥根斯基和罗伯特•吉尔平先后形成了各自较为系统的权力转移理论。权力转移理论区分了主导国与崛起的挑战国之间爆发战争与保持和平的条件。该理论认为，均势、超越和不满的共同作用往往导致战争。一旦发生权力转移所需具备的人口因素、经济与政治条件充足，外部行为者很难对权力转移进程有重大影响。权力转移理论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和平提出了这样的解释，即美国是主导国，没有其它国家能够与之匹敌，因此没有爆发大国战争，甚至也没有出现实质性威胁。

　　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力量平衡发生显着变化的事实，使权力转移理论在西方主流舆论界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很快又流行起来。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对当前重又流行的权力转移理论进行了质疑。如美国拉特格斯大学政治学系理事会教授杰克•利维就认为，虽然权力转移理论可能是最广泛地用来解释中国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动力与结果的理论，但该理论仍有一些方面不够完善，它并没有为国家的崛起与衰落的动力因素作出全面精确的描绘。尽管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中国赶超美国不可避免并且日益迫近，或许在下一代的某个时刻，但是这个预测忽略了技术革新(与军事革命)可能影响国家增长轨道的重要性。

　　杰克•利维还特别指出了权力转移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局限性，即权力转移理论虽然正确地认定，中国崛起将是未来数十年最主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但是它太过强调全球层次而对亚洲地区层面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中国同东南亚关系还有同美国和印度的关系，这些都会影响中美关系，也会被中美关系所影响。他的结论是，“没有哪个理论可以单独为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崛起以及中美竞争给世界体系的影响提供一个更普遍适用的框架。”

　　文章最后指出，整体上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对西方流行的三大国际关系思潮的反思，是我们当代需要的觉悟。这种全面、深刻反思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在于，有助于打破西方自封的在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对“真理”的垄断地位。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布鲁斯•詹特森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史蒂文•韦伯等人认为， “世界政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现在都需要重新讨论”，因为世界已经进入“意识形态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