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用双重汇率机制应对西方制裁 顺利转嫁危机

　　自2010年以来，伊朗货币里亚尔先后经历了几轮“跳水”，对美元的黑市汇率从2010年的10000誜1一路下跌至如今的37000誜1，累计跌幅近300%。尤其在过去三周，黑市的里亚尔“疯狂”贬值40%。一时间，相关报道充斥国外媒体，伊朗社会被描绘成一派“水深火热”，纷纷感叹西方的制裁已经给这个国家的经济造成致命打击。

　　伊朗真的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接近“崩溃”的边缘了吗？

　　中产阶级——货币贬值的最大受害者

　　阿里·李萨在德黑兰中心城区经营着一家厨房及家饰用品商店，主要销售从欧洲进口的高档炊具和水晶器皿。上周，阿里将店内所有商品的价格统一上调了60%。“现在生意太难做了，”阿里说，“里亚尔一贬值，总代就要求我们调价。价格一高再高，买得起这些奢侈品的人越来越少。”在一支标价378万的花瓶上，笔者发现价签足有4层厚。揭开第一层，显示298万，再下面的就揭不开了。厚厚的价签不但讲述了进口商品价格的水涨船高，也透露了这个花瓶作为一件奢侈品，已许久无人问津。

　　对门的名表店，卷帘门拉起了半扇。“关门了”，店家在门内连连摆手，“汇率太不稳定，没法卖！”笔者告知可以用美元直接交易后，店家随即表示欢迎，打开了店门。

　　笔者的朋友默罕穆德前不久和笔者聊起去中国旅游的事情，不无沮丧地说：“现在是去不起了。”他给笔者算了一笔账——德黑兰往返北京的机票是1000美元，在中国的食宿交通怎么也得1000美元。和太太两人同行，去一次中国的花销在1.6亿里亚尔上下。“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到2000万呢！”穆罕默德苦笑。

　　平民阶层——政府的保护对象

　　然而，奢侈品和出国游的需求毕竟比温饱高出太多，追求这些物质精神享受的中产阶级和富豪在伊朗7500万的人口中毕竟是少数，城市平民和农村人口才是目前伊朗社会的主要构成力量。

　　巴赫曼是一名司机，月收入900万里亚尔，要负担一家三口的开销。巴赫曼的生活相比阿里或者穆罕默德都要窘困一些，但对里亚尔贬值的抱怨要少许多，“我的生活和美元没有什么关系，我又不用美元去买肉、买馕、买鸡蛋。当然，这些东西也都涨价了，只是我们本来就很少消费必需品以外的物资，通胀压力也相对小一些”，巴赫曼说，“大部分民众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如巴赫曼所言，虽然进口奢侈品的价格在过去两年特别是近半年内大幅上涨，但同样依赖进口的谷物、肉类、牛奶等商品的价格却没有因为汇率的波动出现暴涨。菜场和超市依然热闹拥挤。人们拎着大袋的瓜果蔬菜，推着满满的购物车，并没有像西方某些报道的那样“商店门可罗雀、老百姓连饭都吃不起了”。

　　双重汇率机制——不容忽视的事实

　　同样依赖进口，面对汇率波动，为什么有些商品的价格依旧维持在民众可承受的范围内，而另一些商品的价格却成倍上涨？相当一部分原因同伊朗政府的“双重汇率机制”有关。

　　伊朗汇市长期存在“官价”和“自由价”的双重价格，两者价差在近两年逐渐扩大，前者自今年年初被政府以行政手段维持在了12260里亚尔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官价”和“自由价”差距如此悬殊，谁能获得优待以官方汇率购买美元进行贸易，谁又必须通过高昂的“自由价”获得美元，就由政府说了算。

　　伊朗政府通过石油贸易获得美元，然后投放到国内市场。伊朗央行则对大部分的进口商品进行排序，列出优先级别从1到10不等的物品清单。在这份清单中，排在第1级和第2级的分别是食品(如肉类、面粉、糖)和药品，其次是工业生产中必需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进口这些商品的贸易商可以向政府申请以官方汇率购买美元，而其它兑换需求(如进口伊朗本国可以供给的日用品、进口奢侈品、个人购买外汇等)就留给平行存在的“自由价”兑换市场解决了。

　　伊朗政府——“接招”后转嫁危机

　　里亚尔兑美元价格的一路下滑是从2010年开始的，但西方制裁是在今年7月欧盟实施对伊朗石油禁运和美国制裁伊朗央行后，才开始真正意义上较大程度地影响里亚尔币值，里亚尔此前是如何几番“跳水”的呢？

　　造成里亚尔“自由价”迅速贬值的原因十分复杂，在国际层面，美国和欧盟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并不断加大制裁范围和力度，导致伊朗政府石油出口受限，石油美元日益减少；在伊朗国内，政府自2005年开始就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国内大量投放里亚尔，“有意”加速了本国货币的贬值和通胀。

　　应该说，里亚尔的自由兑换价格才是其货币价值的真实体现。但是，只要伊朗政府还拥有美元，就可以通过“双重汇率机制”以自己希望的价格为里亚尔估值。政府通过“官方汇率”向市场提供价格低廉的生活必需品，使关乎民生的商品免受冲击，保护其民意基础——平民阶层不会成为牺牲品。同时，里亚尔的大幅贬值使得几大家族的资产严重缩水，中产阶级的实力逐渐削弱——他们，正在遭受贬值的压力。

　　就当大部分西方媒体报道制裁效果，感叹伊朗绝非西方国家的对手时，这个伊斯兰政权已经悄然完成了对财富的再分配。政府巧妙地利用了汇率分配的权利，将制裁的后果成功导向了那些强大的政治对手，以及对政府有诸多抱怨的中产阶级，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身的统治。 (陆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