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外交应增强韬光养晦意识 积极有所为

　　原题：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上)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步伐加快，加之日本和几个地区国家不断闹腾，中国外交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形势决定任务，任务决定政策。任何国家的外交战略(政策)都离不开它的社会属性和基本价值观。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目前，国内外学者都很关心和重视中国的外交战略，说什么的都有。比如“韬光养晦”战略已经过时，现在“应该大有作为”；应该重新考虑是否仍要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需要重新评估“不结盟”政策的利弊，启动“准结盟”或“半结盟”政策；中国外交“缺乏风骨”，“大国应该有大外交”等等。作为一己之见，笔者想就上述问题与有关专家进行探讨。

　　“韬光养晦”是否已过时？

　　就经典意义上的“韬光养晦”来说，它是弱势群体或个人图谋霸业和最终击败敌人的“策略”，或曰“权宜之计”。在这方面，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例子最为成功。但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的社会属性已大不相同。外交部一直把它翻译为 “to play lowprofile”(低调处理)，意思是说，要谦虚谨慎，不要锋芒毕露。而且，小平同志讲这番话时，紧接着还特别提到要“永不称霸”和应该“有所作为”。因此，绝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小平同志之所以告诫要“韬光养晦”，是因为中国太弱；现在中国的GDP已是“世界老二”了，岂能墨守成规，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大有作为”，该教训人家的时候，就应该去“教训”。这是很大的误解。

　　“韬光养晦”是现代中国的长期战略方针，是中国社会属性决定的，也是中国构建“和谐世界”和“不称霸”，以及“和而不同”与“平等伙伴关系”等一系列价值观决定的，并非是一种策略。它同“有所作为”是辩证的统一。过分拘泥于“韬光养晦”，容易导致“无所作为”；过分强调要“大有作为”，甚至咄咄逼人，就可能影响乃至破坏中国外交大局。比较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增强韬光养晦意识，积极有所作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自己的周边，应该也必须“积极有所作为”。但必须谨记三点：一是要“审时度势”，充分评估可能性与可行性；二是要不忘“总体战略”，以及时代的诉求；三是要注意政策和策略的运用，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上兵伐谋”。不断嚷嚷要“大有作为”，盛气凌人，动不动就想“教训”人家，显然是不可取的。

　　拿现在亚太地区形势来说，美国正在加快战略重心东移步伐；日本也“不甘心做老三”，企图“借力”美国；菲律宾和越南也跟着闹腾和造势。显然，它们就是想刺激和遏制中国，挑动对抗。面对这种形势，有人主张“对着干”，教训一下某某国家。如果那样，可能正中奸计。但中国让它们“失望”了。中国高度警惕和应对，“稳坐钓鱼台”，一方面着力提高军事实力，以防万一，同时强调要顾全和平与发展大局，采取“以柔克刚”和“釜底抽薪”的方针。这并非示弱，而是新形势下的“绵里藏针”。有关方面都十分明白，中国主张构建“和谐周边”，但有其不可侵犯的“红线”，必要时会“先礼后兵”。美国现在是在虚张声势，后顾之忧多着呢。日本等几个国家最多不过是挟洋自重。它们可以把太平洋的水搅浑，但掀不起大浪，成不了气候。

　　“不干涉内政”还要不要？

　　“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之一，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大要素。它是弱小国家保护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和维护这一原则。有人说，过去我们国弱民穷，怕别人干涉内政；现在强大了，还怕什么？该干涉时就要干涉，不必前怕狼后怕虎。这种想法不仅有违《联合国宪章》精神，不符合我国的社会属性要求的行为准则，也容易把中国置于强权政治国家的行列，并为敌对势力利用。

　　几年前，当美国媒体放出试探气球宣传“中美共治”(G2)时，据报道，我国有个别所谓权威人士私下说，可以考虑和尝试。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反应十分强烈，说中国过去同它们站在一起，现在要与美国一起来“共治”它们了。所谓“共治”的“治”，实际上就含有“干涉内政”的意味。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冷战结束后，美国图谋建立 “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强力推行它价值观旗号下“保护的责任”，宣传“不干涉内政原则过时论”，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主张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实行“新干涉主义”。上世纪末，美国和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新世纪头十年，它在中亚等不少地方搞的“颜色革命”也是例证(虽然很少成功)。利比亚战争也很有代表性，名曰“保护平民”，“反对滥杀无辜”，实际上它们在利比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现在，美国又想在叙利亚故伎重演。它们打着“保护平民”的旗号，企图再次推行“新干涉主义”和“政权更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使用否决权，在安理会对涉及干涉内政的决议投反对票，是中国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表现，这也是中国在新形势下的“积极有所作为”。(王嵎生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