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中日韩博弈自贸区谈判 或受领土争端影响
原题:博弈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首轮谈判3月28日在首尔结束。在为期三天的谈判中,中日韩三方就自贸协定的谈判方针、谈判领域和谈判方式等进行了磋商。确定谈判领域包括商品、服务、投资、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和环境等,谈判采用商品、服务、投资等各个领域同时进行的方式。
签署对己有利的自贸协定、确定对己有利的贸易框架,是目前日本的既定国策。长期以来日本对FTA等自贸区的建设缺乏兴趣,主要通过WTO等多边贸易安排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提升。但是随着多哈回合的受挫,日本对双边和地区自贸区建设的态度发生转变,与东盟、印度等相继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
2012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就明确表示,新兴国家的崛起表明“亚太的世纪正式启幕”,“今后10年内将产生超过10亿人口的新中产阶级,将成为驱动世界经济的巨大引擎”。因此,抓住亚太经济腹地,将亚洲的需求变为日本国内的需求,成为重振日本经济的重要抓手。去年底的众议院选举,民主党的政权公约中明确“同时推进TPP、中日韩FTA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实现日本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安倍内阁取代野田内阁,自民党重新执政,并未停止自贸区建设。安倍希望实现中日韩FTA,这是毋庸置疑的,东亚目前已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其一体化进程却一直落后于欧美,中日韩产业互补优势和贸易互助能量受到极大的抑制。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域内贸易依存度高达40%~70%,中日韩三国的贸易依存度只有25%,尤其是中国对日韩两国的贸易依存度从2005年的21%下降至2011年的16%。一旦中日韩三国缔结FTA,将会诞生一个拥有15亿人口、GDP规模达到12.3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20%)的巨大经济圈,其意义将超出经济层面。
日本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这是安倍无法忽视中国的重要因素。按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2011年中国对日出口1482亿美元、从日进口1614亿美元,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国内老龄化迅速发展,人口呈减少的趋势,消费市场实际上处于逐渐萎缩的状态,这也导致日本对内投资停滞不前。日本的产出需要依靠广大的亚洲市场来消化,日本的投资需要亚洲腹地来容纳。虽然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媒体一再宣传日本投资对中国“信心不足”,将厂家不断从中国转往东南亚。但中国庞大人口造就的广阔市场、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却是日本无法无视的。因此,日本需要中日韩FTA来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如中国对进口小轿车征收25%的关税,对液晶面板征收5%~12%的关税,如果这些关税取消,那么日本企业就能够确立对竞争对手美欧企业的价格优势。日本也希望签署投资协定,实现中国对日本的投资予以“准入前国民待遇(指在准入、设立、扩大等方面给予外资不低于其本国投资者的待遇)”,扩大对中国的投资。
中韩自贸区谈判的开始,对日本也是一个刺激。韩国一直走在日本的前面,分别与美国和欧盟实现了FTA,日本的出口产品与韩国重合度较高,如果韩国始终走在前面,对日本而言,贸易条件将不断恶化,在世界几大出口市场美国、欧盟和中国都将被韩国“压着一头”,这是日本无法容忍的。因此,日本才会更急于启动中日韩FTA与日欧EPA。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更可以看出日本的战略考虑。日本必须要参加TPP,因为这实际上是美国构建以其为主导的政经战略体系的工具,美国希望日本参加来增加TPP在亚太地区的权重,一定程度上也确保日本的发展轨道不至于超出自己的掌控。对于安倍而言,如果要推动中日韩FTA,参加东盟主导的RCEP,则必须在TPP问题上采取积极的姿态。如果只参加后者而忽视TPP,美国就会怀疑日本是否背着它在东亚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其最终目标是排除美国。当然,参与中国目前还没有条件加入的TPP,可以形成在战略上对中国的“挤出”效应,有利于推行其目前奉行的拉美国防范中国的战略。然而,在日本看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也是势力范围的划定过程。安倍清楚虽然目前必须依靠美国,但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始终被其认为是确立日本在东亚主导地位的必然过程。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无论是中日韩FTA,还是包括整个东亚的RCEP,日本都会积极参与,而且日本还要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日本经济学家去年在《东洋经济周刊》撰文指出,日本的产业链遍布东亚各国,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其无法绕过的重要一环。日本加入TPP,将中国排除在外,即便日本与其他国家实现了零关税,因为缺少了中国一环,将使日本的整个产业链无法实现最大效用,对日本来说颇为不利。从这个角度讲,日本推动中日韩FTA,也是在经济上补足其参与TPP的不足的一个安排。
中日韩FTA的安排,是一个利益长期博弈的过程,三方都希望最终形成的框架对自己相对有利。同时,在政治与安全领域,中、韩都与日本有领土争端,互信不足,这些因素未来都可能对谈判构成一定的影响。对日本而言,最重要的是不要将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仅仅当作一个实现经济利益的工具,而是将其视为正视亚洲、融入亚洲的过程与框架,让自贸区建设真正成为“东亚共同体的基础”。(霍建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