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巴以和谈考验政治家魄力与智慧
参与互动(0)——专访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
谈判到底会向何处去，这非常考验政治家们的魄力与智慧。尤其是双方领导人该如何为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做出历史性的决断，并推动自己国内各方力量对此理解和接受，可以说难度非常大。
“谈久必崩、崩久必谈”，几十年来，这仿佛成为巴以和谈进程的一个怪圈。这次，会是一个例外吗？
在美国国务卿克里六访中东的斡旋努力下，7月29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时隔三年后再次坐在一起和谈。此次谈判为期两天，主要为今后9个月举行的最终地位问题谈判确定“程序性工作计划”。
对于这次和谈，经常到访巴以斡旋的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在接受《环球》杂志专访时表示，双方之所以能够坐在一起，除了美国的“煞费苦心”，巴以双方也都有各自的政治考量，双方都有和谈的需要。
吴思科指出，中方一直对巴以促和劝谈，但和平要能实现，巴以领导人应该向埃及前总统萨达特学习。1979年，萨达特顶住众多阿拉伯国家和国内民众的指责，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最终让埃及和以色列从对抗走向了和平。“我希望巴以双方领导人都能拥有萨达特的魄力与智慧。”吴思科如是说。
远未触及实质性问题
《环球》杂志：停滞近三年后，巴以双方重启和谈有何意义？
吴思科：这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中方对此表示欢迎。自2010年9月后，巴以双方和谈一直停滞不前。在近几个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六访中东后，巴以双方终于能坐在一起和谈，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步。虽然解决问题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但巴以双方只有相向而行，创造和谈氛围，才能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环球》杂志：目前，巴以问题对中东地区局势有什么影响？
吴思科：中方此前一直强调，巴勒斯坦问题仍是影响中东全局的核心问题。在中东地区发生大变局的情况下，我方仍然这样认为。巴以问题如不解决，会对中东地区其他问题产生负面影响。
《环球》杂志：有报道称双方此次会谈只是“初始会谈”，是为今后9个月举行的最终地位问题谈判确定“程序性工作计划”。那么双方要怎样才能谈到实质性问题？
吴思科：双方此次谈判距离接触实质性问题还很远，如巴勒斯坦强调的是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以色列关心的是如何在被阿拉伯国家包围的情况下获得长治久安。这些问题都不会一蹴而就。所以双方必须要先谈起来，相向而行，不断创造气氛，增加接触，加强信任，才会有利于最终触及核心问题。
双方都有和谈需要
《环球》杂志：为了此次和谈，巴以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比如，以色列同意分阶段释放关押的104名巴勒斯坦人，作为重启以巴和谈的善意姿态。以方此次为什么愿意推动和谈？
吴思科：这反映出以色列有谈判的需要，有自己的政治考量。对于以色列来说，中东地区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局变动促使其重新审视安全环境。尤其目前在埃及政坛动荡、叙利亚内战不止的情况下，以方需要稳定与巴方的关系，才能有精力面对周边变局和乱局带来的压力。
《环球》杂志：以色列有谈判需要，那么巴勒斯坦愿意推动和谈的原因又是什么？
吴思科：对于巴方来说，巴以问题长期搁置，不利于该问题最终解决。一方面，在该地区调解巴以问题的传统大国——如埃及——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巴方必须自己付出更多努力；另一方面，巴在财政方面一直仰仗美国和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帮助，所以，在美国极力推动巴以和谈，尤其是克里六访中东的外交斡旋下，巴方需要做出一些积极回应。不论对于巴勒斯坦、以色列，还是对于美国，谈总比不谈好。
《环球》杂志：巴以双方面临着哪些阻力和挑战？
吴思科：它们都面临着来自内部的阻力和挑战。
以色列方面，总理内塔尼亚胡面临着来自在选票上占优势的激进党派的阻挠。在内塔尼亚胡做出释囚决定后，其联合执政伙伴“我们的家园以色列”党对此就公开表示反对，称之为“疯狂之举”。
而巴勒斯坦方面，总统阿巴斯也面临着内部掣肘。两大政治力量巴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迄今没有达成民族和解，这使得巴以双方缺乏信任，让巴以和谈变得举步维艰。
考验政治家的魄力与智慧
《环球》杂志：中方为巴以双方增进接触创造了哪些机会？
吴思科：虽然巴以双方面临的问题很艰巨，但双方必须向前推动，这也是中方一直努力的方向。中方一直在劝和促谈，所以今年5月，中方邀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并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4点主张。随后的6月份，北京还承办了联合国支持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会议。这些都为推动双方进行谈判创造了气氛。
《环球》杂志：此次谈判前景如何？巴以双方能就关键问题达成和解么？
吴思科：谈判到底会向何处去，这非常考验政治家们的魄力与智慧。尤其是双方领导人该如何为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做出历史性的决断，并推动自己国内各方力量对此理解和接受，可以说难度非常大。
我希望巴以双方领导人都能拥有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魄力与智慧。1979年，萨达特“冒天下之大不韪”，顶住众多阿拉伯国家和国内民众的指责，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最终让埃及和以色列从对抗走向了和平，开启了历史新篇章。
《环球》杂志：这段历史对巴以双方有什么借鉴作用？
吴思科：记得我当时正在埃及工作，有幸亲历这段历史。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穿梭外交下，埃及和以色列两国领导人签署了和平协议。几十年过去了，历史证明，当时双方领导人的选择是正确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战略性的选择，这不仅符合双方的利益，也符合整个地区的利益。
近年我多次出访中东，也曾与很多以色列官员谈到萨达特的历史性贡献。希望巴以双方的政治家也能有这样的决断力和远见卓识，为巴以人民带来永久和平。当然，这也需要中方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最终促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记者 王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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