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思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美鹰派没有强力反对(2)

　　所以，从第一个层面看，美国之所以能够接受中国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是因为美国正处于全面调整其内外战略的大背景下。

　　从另一个层面看，关于执行怎样的一种对华政策，美国内部争论得十分激烈。鹰派和鸽派出于各自意识形态、商业利益等种种考虑，往往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词，各不相让，结果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即有国内政治需要时比如竞选活动中，拼命对华“示强”，在许多需要中国协助时，不断对华“示好”。有学者将其称为“CONGAGEMENT”(CONTAINMENT & ENGAGEMENT，“接触”加“遏制”)，通俗点说，就是“即拉又打”。

　　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分权，其外交决策大权同样由行政和立法当局分别掌握，同时又受许多智库、媒体和利益团体的影响，美对华政策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矛盾统一中，这才是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也就是说，中国无必要把美国一些政客们出于某种需要“敲打中国”(CHINA-BASHING)的话当回事，也不能听到一些对华友好的话就飘飘然。简单回顾一年来的双边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美对华政策中“接触”的一面明显上升，“遏制”的一面如果说没有下降，也可以说是相对减少，有些“心有余力不足”。

　　因此，当我们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较为中性的说法，奥巴马政府决定接受。随后，我们也没有看到鹰派的激烈和强有力的反对。当然，质疑声音还是会有，没有反倒不正常了。比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一提法给人感觉有当初G2(GREAT TWO)的味道，好像美国和中国要共同治理全世界。这可能与翻译不准确有关。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和突出的是两国间的“新型关系”，但我发现，大多数人把“新型大国关系”翻译成“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单从英文文法看，很容易造成一种强调“大国关系”的印象。中方的提法其实没有问题，美国是世界越级大国，中国还只是地区性大国，尽管两国存在差距的，但都是大国。英文翻译“MAJOR POWER RELATIONS”就容易让人产生联想，认为中国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因此，我个人认为，在翻译时应注意把POWER改为COUNTRY，以避免不必要的歧义。

　　也有美国学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只不过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新提法，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的定性。在美国，反对这种提法的声音不是很大，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个提法并不妨碍鹰派和鸽派对中美关系施加自己的影响。

　　从国际层面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确实引起许多国家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像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等中国周边国家。这些国家都急切地想知道，“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新的定位将给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

　　在不久前华盛顿智库的一次研讨会上，来自日本的几位专家学者就认为，美国接受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认为，“重返亚太”的主要目的就是“遏制”中国，可为什么美国会同意“新型大国关系”呢？显然，这些日本人仍从冷战思维模式出发，有些一厢情愿，并未搞清楚美国“重返亚太”的全部意图。我遇到的韩国学者对此就不像日本人那么紧张。有韩国学者认为，今年6月韩国朴槿惠总统访华时，中方重申了将“不断充实和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方不相信中美关系的加强会牺牲韩国利益。

　　周边国家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多余的。因为中国与美国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有其特定内涵，是新形势下一种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考虑，不是要结盟针对第三方，或是以牺牲其它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今年中央召开的周边国家工作座谈会上也明确提出，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周边外交，一是确保良好的周边环境，二是确保中国的发展能惠及周边国家。

　　记得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悠关方”，这是美方提出的一个要求，试图给中国戴一个帽子，并加以约束和规范。经过一番研究后，中方没有反对。这一次，美方接受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方主动谋划和构建中美关系的一次成功尝试。但是，我们不能高兴得太早。不久前中方宣布建立“防空识别区”一事，引发各方较强烈反应，被不少人专家认为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次考验。

　　美国和中国间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美关系这条未来之路注定不会平坦。奥巴马政府接受中方的提法，“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才刚刚开始，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已走上正轨，一帆风顺，也不意味着美国各届就对华政策达成广泛共识，更不意味着美国决策层从此就会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两国关系。

　　科技的革命性发展，推动全球化大潮以势不可挡的趋势涌来，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像美国、中国和欧盟这样的大国和大经济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同时也提供了极不难得的发展机遇。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发达国家的代表，中国和美国一方面都要努力改革自身体制障碍，以适合形势发展需要，同时更要关注全球性议程，努力克服国内政治和小集团利益的阻力，加强协调和对话，探讨如何进一步创新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间合作的新模式，努力发挥大国合作的引领示范效应，以更好造福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这恐怕也是中美双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应有之义吧。(美国乔治城大学访问学者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