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流淌于血液中的执念与恩仇

以色列青年丹尼尔·伯曼。图片由本人提供

　　马哈茂德·阿拉维的平面设计作品。在一个“足球场”内，一边是以色列的飞机、坦克和导弹，一边是巴勒斯坦人的社区；足球场的上方悬挂着“2014 世界杯”的标志。加沙被轰炸之时，正是巴西世界杯激战正酣的时候。他想表达的是被国际社会忽略的感受。图片由马哈茂德·阿拉维提供

　　“健忘是人的本性。对于以色列而言，这也是一种重要特质。……现在，有关以色列政治家腐败的案件重回头条新闻，好像在加沙的战争从未发生过一样。”9月2日，35岁的犹太青年丹尼尔·伯曼在他的博客上这样写道。8月26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达成长期停火协议，在加沙地带持续了50天的战火终于熄灭。横亘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由来已久的恩仇，并不会就此落幕；相反，这种执念与恩仇，仿佛流淌在生活在这片“圣地”之上的几代人的血液之中。

　　在最新一个巴以停火协议达成之后，本报记者采访了生活在冲突“最前线”的以色列青年、巴勒斯坦青年，以及中东问题研究专家，试图捋清巴以冲突的“前世今生”。更重要的是，我们试图与读者朋友们一起思考：巴以冲突有没有彻底解决的希望？希望在哪里？——编者

　　丹尼尔·伯曼(Daniel Berman)出生在英国，4岁那年随父母和兄弟迁居以色列，成为以色列人。他的父母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处于地中海与约旦河之间的那片土地，就是《圣经》中记载的“流淌着奶与蜜”的地方，在父母眼中，那是他们的“故国”。

　　马哈茂德·阿拉维(Mahmoud Alarawi)出生在利比亚，5岁那年与家人一起迁居到了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那里是他的父母出生的地方，是他们的“故土”。

　　这两个年轻人并不相识。但他们脚下的土地，决定了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这使得他们成为彼此意识中既陌生又情绪复杂的“别人”甚至“敌人”。

　　在这两个年轻人并不漫长的二三十年生命历程中，他们经历了一些历史瞬间——那仅仅是巴以之间曲折、复杂、胶着、悲怆的历史中的几个片段。如果要将这段历史从头讲起，其中的纠葛比起戏剧、小说也不逊色。与戏剧和小说不同的是，这个故事还没有结局，或者说还远看不到结局，也无人猜得透最终会是一出悲剧或是喜剧。

　　谁的故土？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们为什么要回到以色列？幼年时的丹尼尔·伯曼并不明白。“但当我渐渐长大，我父母当时做出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丹尼尔·伯曼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犹太民族希望回到在我们看来已离开了几千年的祖国的强烈愿望。而‘祖国’的所在地，就是现在以色列所在的土地，或者说是巴勒斯坦所在的土地，地理上位于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的这片土地。”有国际关系和远东研究硕士学位的丹尼尔·伯曼对于历史的脉络有着清晰的认识。

　　据《圣经》记载，历史上犹太人第一次到达如今的以色列国土一带，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当时，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带领犹太人迁徙到了这个名为“迦南”的地方，耶和华(Jehovah)多次许诺将迦南赐予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因而，如今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处的这片土地，在犹太教的观念中是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犹太人则是“上帝挑选之民”(the chosen people of God)。

　　但是，作为“上帝挑选之民”的犹太人，在这片“应许之地”上几经流散，生活并不安定。

　　“犹太人历史上经历了几次大流散。”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东研究室主任唐志超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说。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消灭犹太国，犹太人被迫流散在外，犹太人建于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圣殿”(第一圣殿)也被摧毁。直到公元前538年，巴比伦被波斯人征服，犹太人才被允许返回耶路撒冷。随后，耶路撒冷又被希腊人统治；希腊人统治被推翻后，又被罗马帝国统治。为了反抗罗马人的残暴统治，犹太人于公元70年和公元135年左右举行起义，但均遭到镇压并失败。

　　反抗罗马人统治的起义失败后，耶路撒冷被罗马人彻底摧毁，犹太国的“第二圣殿”(犹太人于公元前516年在耶路撒冷第一圣殿旧址上建造而成的)也被毁，只剩下一段长48米、高19米的西墙，这就是著名的“哭墙”。随后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居住在此的犹太人被屠杀者100多万，成为奴隶者几十万，其余的绝大多数被流放。唐志超研究员介绍说：“这是犹太人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大流散。直到1800多年以后，犹太人才再得以回到‘故土’。”

　　“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饱受歧视。尤其在以基督教为主导的欧洲，犹太人身份低下，没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只能经商。” 唐志超研究员说。

　　但是，即便千百年来饱尝寄人篱下的辛酸，犹太人血液中流淌着的对“故土”的执念，却从未曾改变。《旧约·诗篇》中记载的诗歌，是犹太人复国心切的写照：“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在唐志超研究员看来，犹太人在居留国长期遭受的迫害，是促使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与发展的一大根源。

　　“在巴勒斯坦人的血液中，有一种情愫与这片土地相连”

　　罗马人在击溃犹太人的第二次起义之后，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消除犹太人的一切遗迹，并将犹太人曾经居住的这片土地改名为叙利亚巴勒斯蒂那省，后称巴勒斯蒂那，并沿用至今。

　　在犹太人被赶出耶路撒冷数百年之后，伊斯兰教才诞生并发展到此处。据记载，公元570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诞生，创立了伊斯兰教，统一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去世后，在第二任哈里发(意为“继承人”)欧麦尔主政时期，阿拉伯人于公元638年占领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从此开始了伊斯兰化的历程。

　　公元705年，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修建了“阿克萨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在穆斯林心目中占有极高的地位，但是它的修建地点正好在原犹太教圣殿遗址的西墙之上。这为以后的争端埋下了伏笔。

　　在阿拉伯人统治之后，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欧洲十字军，都曾先后征服过巴勒斯坦。1516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把巴勒斯坦划入版图。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巴勒斯坦被英国托管。

　　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在巴勒斯坦居住的基督徒和阿拉伯穆斯林教徒，未曾真正想过建立单一的独立国家。直到一批批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并定居之后，巴勒斯坦人才萌生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想法。

　　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浪潮，盛于一战结束前后。“英国在一战期间发表的《贝尔福宣言》，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转折点的作用。”唐志超研究员说。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代表英国政府写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沃尔特·罗思柴尔德一封亲笔信，在信中应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并表示尊重非犹太裔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这是世界主要国家正式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宣言。

　　在《贝尔福宣言》发表以后，大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并移居这里。原先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穆斯林以及基督徒的生存空间和土地受到挤占，由此引发的暴力事件不断。1936年，英国在巴勒斯坦实施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分治。

　　1939年，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展开残酷屠杀。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激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同情，这为以色列建国营造了氛围。

　　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将巴勒斯坦56%的领土划分给犹太国，43%左右的领土划分给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和伯利恒(耶稣降生地、基督教圣地)为国际区。犹太人接受联合国的这一决议，但阿拉伯国家却坚决反对，理由是这一决议存在不公——阿拉伯人人口更多，分到的土地却比犹太人少。

　　1948年5月15日，也就是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在当时阿拉伯民族主义盛行的背景之下，阿拉伯联盟国家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相继进入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巴勒斯坦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正式开始。这场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15个月，实际打了61天，以阿拉伯国家失败、以色列胜利而告终。经此一役，以色列取得了巴勒斯坦地区77%的领土，巴勒斯坦人仅得到两小片不相连的领土，即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随着更多的土地被以色列占领，原先居住在这些被占领土地的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家园成为难民。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犹太人终于回到了他们离开了近2000年的故土，而巴勒斯坦人则被迫离开生活了近2000年的故土。犹太人经历过的被驱逐和流散的命运，自此又降临在了巴勒斯坦人的身上。

　　冲突的种子自此播下，至今再未停息。

　　1994年，5岁的巴勒斯坦男孩马哈茂德·阿拉维随父母从利比亚回到加沙。20年后，马哈茂德·阿拉维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他回到这里，加沙就不是一片平静的土地。从加沙地带南部一个集中营里的联合国学校完成学业后，马哈茂德·阿拉维得到了一个去意大利学习的机会。他说：“离开了加沙6年，但只是我的身体离开了，我的灵魂一直与我的家人在一起。去年12月我回到了加沙，我选择了一种比以前差得多的生活：被摧毁的城市，缺少让人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我有时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回来？”

　　马哈茂德·阿拉维自己给出了答案：“我认为，在巴勒斯坦人的血液中，有着一种情愫与这片土地相连，即便在这片土地上有那种只要经历过一次就再也不想经历的东西。”

　　谁代表正义？

　　“以色列佩剑而生，66年来一直仗剑而立。但，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今年8月26日，最新一份长期停火协议达成。“我很开心，暴力终于结束了。”听到停火协议签署的消息后，丹尼尔·伯曼说。

　　在这一轮以“护刃行动”为名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发起密集空袭。控制加沙地带的激进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则回敬以数千枚火箭弹。其间，22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大部分是平民，以色列方面则有64名士兵和数名平民死亡。

　　自这轮冲突开始的时候，丹尼尔·伯曼就有不同看法，他不认同战争。“军事力量有它的局限性，它无法避免苦难，无法消解根植于巴勒斯坦人内心的仇恨。以色列军队可以赢得战争，但是，以色列人民的平静生活只能通过政治妥协得来。”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可是，像丹尼尔·伯曼这样的“左翼”想法，在以色列只是少数派，并不是主流。在“护刃行动”开始之初，以色列民调显示，几乎每10个人里就有8个表示支持。越来越倾向于战争的以色列社会，让丹尼尔·伯曼这样的“左派”很是担心。他在博客中还写道：“以色列佩剑而生，66年来一直仗剑而立。但，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的确，自1948年建国以来的66年间，握在以色列人手中的利剑未曾封刃。在重构中东格局的四次中东战争中，不管主动或是被动，以色列都曾卷入。尤其是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又称“巴勒斯坦战争”，以色列称之为“独立战争”，阿拉伯人称之为“大灾难”)中，尚在襁褓之中的蕞尔小国以色列，战胜了人多势众、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各国，这让所有人感到惊讶。而在1967年的“六天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在6天之内一举击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约旦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含耶路撒冷旧城)地区，在阿拉伯世界树立了“不可战胜”的神话。

　　“建立这个国家的最初想法是无罪的、美好的，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生存权、为我们的家人战斗。但是，它无意之中却带来了恶行。”这是丹尼尔·伯曼的理解。

　　在以色列人捍卫自己来之不易的家园时，巴勒斯坦人也开始了“解放”家园的运动。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成立，这一组织中的最大成员组织，是阿拉法特(已故)和阿巴斯(现任)相继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1974年，“巴解组织”被宣布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相较于走“温和路线”的“法塔赫”，1987年成立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则激进得多。哈马斯拒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主张以武力彻底解放从约旦河西岸到地中海的“全巴勒斯坦”土地，实现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目标。哈马斯的这一主张，使其“生来”就是以色列的敌人。

　　在巴以剑拔弩张对峙的几十年中，也出现过和平的曙光。至少在丹尼尔·伯曼的记忆中是有过的。

　　1993年，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在奥斯陆订立和平协定，宣布互相承认以及解决其余所有分歧的五年计划。丹尼尔·伯曼回忆说：“奥斯陆协议签署的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但我现在还记得拉宾与阿拉法特在华盛顿白宫草坪上握手的场景。那时候，以色列人简直不敢相信，我们正与巴解组织，一个被认为是由恐怖分子领导的组织做交易。同时，我还感觉到了希望——改变即将到来。”

　　“但是，这一切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而且，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丹尼尔·伯曼说。1995年，签署《奥斯陆和平协议》的以色列总理拉宾，被以色列一名右翼宗教狂热分子暗杀；随后，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奥斯陆和平进程陷于停顿；2001年，强硬派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决心背弃《奥斯陆和平协定》，强调国家安全。——以色列人将手中的利剑握得更紧了。

　　“这是疯狂的——让200万人每天生活在杀戮的主题之下，然后再向他们要求爱与和平”

　　自今年7月8日的“护刃行动”开始以来，马哈茂德·阿拉维的家就待不下去了。“我住在汗尤尼斯难民营，离以色列的边界很近。一开始，当以色列的空袭开始的时候，我和家人只能躲在家里。后来为了安全，我们不得不离开家，在我舅舅家里待了26天，直到中途临时停火的时候我们才回来。”马哈茂德·阿拉维说，“我们经历了非常恐怖的夜晚，没有电，没有水喝。这是我25年生命中最可怕的经历。”

　　对于“护刃行动”，以色列官方的说法是“防御性的自卫作战”。他们的理由是，长期以来，哈马斯从其控制的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土制火箭弹，并挖掘了数十条地道，这些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以色列对于哈马斯的打击，就像是割韭菜一般，割了一茬又一茬。” 唐志超研究员说。自2006年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之后，以色列先后于2008年12月和2012年7月发起过代号分别为“铸铅行动”和“防务之柱”的军事行动。唐志超分析说：“以色列现在的策略是，等哈马斯的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打一次，从而消减哈马斯积蓄的能量。这已成为循环，但这不是最终的解决方式。”

　　以色列称，在每次发起空袭前，他们都会通知加沙地带的平民撤离。但是，加沙面积仅有365平方公里，目前生活着约180万巴勒斯坦人，人口密度极大。在多重空袭之下，想要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并不容易。

　　以色列还指责哈马斯为恐怖分子，指其将武器藏于民用设施之内，因而哈马斯要为平民死伤负责。但加沙民众对哈马斯的怨恨情绪似乎并不浓，这里的人们也不把哈马斯看作恐怖组织。

　　对于谁才是恐怖分子这个问题，马哈茂德·阿拉维的想法比较激烈：“这个不公正的世界赋予了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认为以色列是在自卫，却将巴勒斯坦人守卫他们的房子和家庭的行为定义为恐怖主义……这太疯狂了！如果以色列媒体将我们的行为定义为恐怖主义活动，并且让世界相信了，那么我请你们所有的人来加沙，只要在这里度过一个晚上，然后由你来告诉我，谁是恐怖分子。”

　　“这是疯狂的！当你让200万人没有任何人权地每天生活在杀戮的主题之下，当你让他们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你却再向他们要求爱与和平。”马哈茂德·阿拉维说。他将他的感受放进了他的艺术作品设计之中——在一个足球场内，一边是以色列的飞机、坦克和导弹，一边是巴勒斯坦人的社区，足球场的上方，悬挂着“2014 世界杯”的标志。加沙被轰炸之时，正是巴西世界杯激战正酣的时候。他说：“我的作品表达的是自由、希望和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同时，我也想表达了我们被国际社会忽略的感受。……1948年巴勒斯坦被占领之时，整个世界都在旁观，并且表示同意。66年来，巴勒斯坦人民在等待一个解决方案，等待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干预和阻止以色列的不断侵略。”

　　谁决定未来？

　　美国不再掌控“百分之九十九的纸牌”

　　马哈茂德·阿拉维所说的“不公平的世界”，确实一直在尝试解决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世界大国和区域大国都试图在此问题上施加影响，但是至今成效不彰。

　　在巴以之外，美国显然是最重要的一方。

　　埃及前总统萨达特不止一次表示：“我过去说过，现在仍然这样说，纸牌的百分之九十九控制在美国手里。尽管这使其他人感到很生气。”在萨达特总统任内，在美国的斡旋下，埃及与以色列在1978年达成《戴维营协议》，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勇敢迈出了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和解的第一步。但当时，这一举动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萨达特总统还因此在1979年遭遇暗杀身亡。

　　2000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效仿他的前辈、美国前总统卡特，将当时的巴以双方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阿拉法特请到美国戴维营，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一度接近成功，巴拉克曾史无前例地答应出让西岸96%的土地，阿拉法特也在定居点问题上作出很大让步，但双方最后在圣殿山的归属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对于以色列来说，分割或放弃耶路撒冷的主权是难以接受的；而对于巴勒斯坦来说，圣殿山主权问题远远超出了巴勒斯坦人的范围，这是一个涉及全世界十几亿穆斯林的大问题，阿拉法特在此问题上也无法自己说了算。

　　唐志超研究员说：“2000年算是巴以和谈进程中的一个节点，自那以后难度越来越大。2000年之前，有十年的中东和平进程，巴以之间政治解决和民族和解的步伐平稳、加速地在往前迈进。但2000年戴维营谈判破裂之后，9·11事件发生，以色列强硬派领导人沙龙上台，以及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被镇压，这一系列事件使得巴以和平进程几近夭折。”

　　时至今日，美国早已无法掌控“百分之九十九”的纸牌了。

　　今年4月29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斡旋下的新一轮“巴以和谈”以失败告终，奥巴马政府在巴以问题上无所建树。唐志超研究员分析说：“奥巴马政府对以色列的影响力，是历届美国政府中最弱的一个。现在的情况是，以色列不听美国人说的话，甚至还嘲笑他们。所以现在美国人对以色列也是束手无策，没什么好办法。”

　　造成这种局面，首先在于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在不断拉大。唐志超说：“虽然奥巴马政府向以色列提供了很多武器，但美国附加给以色列许多条件，包括在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要求以色列让步，这是以色列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美以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其次，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对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外交政策而言，以色列越来越成为一个负担，美国的中东政策和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以色列绑架了。“在冷战时期，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给美国带来的，更多的是正面效应；但冷战结束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中东地区一些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许多极端组织反美的原因，就是美国支持以色列。尤其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发生后，美国国内对于这一问题有了更多的反思。”

　　唐志超说：“从长远来看，美以关系可能再难回到以往完全捆绑在一起的状态。但是也要注意，即便如此，美以关系仍是牢不可破的。”这与美国制订中东外交政策的“阿喀琉斯之踵”——美国国内势力强大的以色列游说集团——脱不了干系。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势力足以影响选举结果，而说以色列“坏话”会被视为“政治不正确”。美国政要不敢对以色列“说重话”，在政策上也无法对以色列过分施压。

　　埃及也是一个重要角色。最新一轮的加沙停火，就是由埃及斡旋的。

　　“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埃及是除了美国以外的另一大支柱，也是中东和平的重要保证人。美国每年给埃及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拉埃及，让埃及扮演好中间调解人的角色。如果埃及站到了对立面，那地区和平进程就彻底崩溃了。”唐志超研究员说。至于埃及保持参与巴以和谈的原因，唐志超说：“埃及自认是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巴勒斯坦人受罪，埃及人面子上过不去。另外，加沙地带紧邻埃及，如果局面真的失控，将会有大量难民涌入埃及。”

　　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是另一个“观棋者”，但近年来，阿盟在巴以问题上日趋“不语”。几十年来，巴勒斯坦问题一直是泛阿拉伯团结的试金石，但在“阿拉伯之春”暴发过后，一些阿拉伯国家自顾不暇，阿盟在巴以冲突中的影响力渐弱。

　　除了“旁观者”，在“对弈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唐志超研究员说：“右翼政党崛起、社会日益右倾，是以色列国内目前面临的形势。以色列自沙龙之后再无强人，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政府中的声音也颇显软弱，在巴以和谈的关键问题上无法做主，不得不受制于内阁内更为保守的右翼政党。”

　　巴勒斯坦方面，法塔赫与哈马斯自2007年后分据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虽然2014年4月两派达成和解并于6月成立了联合政府，但是目前看来，阿巴斯领导的“联合政府”有名无实。而与以色列直接武力对抗的哈马斯，也无法完全控制加沙地带，加沙地带目前仍有至少20余个有影响力的武装派别不服从哈马斯，更不可能受其约束。

　　所有这些力量转化与各方博弈，造成了今日的局面：美国不再掌握“纸牌的百分之九十九”。而且，没有人能掌控“纸牌的百分之九十九”。

　　很遗憾，我感受到的是“恨”

　　如果一定要说解决巴以冲突的“纸牌”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答案一定是巴以双方的人民。但令人忧心的是，随着战火一轮轮的燃烧，仇恨的种子已经在双方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心中散播开来。

　　第二次巴勒斯坦人民起义，是以色列青年丹尼尔·伯曼和巴勒斯坦青年马哈茂德·阿拉维的共同记忆。2000年，戴维营谈判破裂，以色列强硬派领导人巡视圣殿山，触发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其爆裂程度超过了1987年的第一次起义。

　　那一年，马哈茂德·阿拉维才11岁。他说：“我在第二次起义中长大。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流血和死人。后来，当这变成了加沙的常态以后，每天晚上的爆炸和轰炸声，就像是乐队的演奏一样，没有这种声音我甚至睡不着觉。”他对以色列人的反应也来得很直接，他说：“很遗憾，我感受到的是恨！”

　　在第二次起义爆发的时候，丹尼尔·伯曼21岁，正在军中服役，驻扎在约旦河西岸名为图勒凯尔姆(Tul-Karem)的巴勒斯坦小镇外。他回忆说：“那时，我是一名陆军中校的司机，因此我在对抗的最前线。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向我们的车队扔石块和燃烧弹。恐惧的感觉像一个毒瘤，我感觉它在我的身体里蔓延，变成仇恨。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曾经参观过柏林的犹太人集中营，但我并不恨德国人甚至纳粹；我去过南黎巴嫩，但我不恨真主党；但是在图勒凯尔姆的街道上，我感觉到我真的产生了憎恨！”

　　今年7月14日，“护刃行动”开始一周之后，已经身为人父的丹尼尔·伯曼在自己的博客里记录：“今天早上6点，当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来、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我将我的家人带进‘安全室’。我第一次向我的两个分别才5岁和3岁的儿子们解释说，这个世界上有坏人存在。跟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也让我自己不禁感到恐惧。”

　　丹尼尔·伯曼再次回想起2000年他在图勒凯尔姆街道上那个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恨的时刻。他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我突然明白了所有的仇恨从何而来。无知滋生仇恨，仇恨滋生恐惧。一旦你意识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是被恐惧和不信任离间的，一旦你意识到，仇恨不是我们生命中的绝对常数，那么，它就是可以被打败和克服的。”

　　最后，丹尼尔·伯曼说了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希望，一直都在！”

　　(本报记者 陈婧 实习生施遥对本文有贡献)

　　参考资料：1、《牢墙内的巴勒斯坦》，西北大学出版社，吉米·卡特著，郭仲德译。2、北京大学《中东地区国际关系》课程讲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王锁劳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