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事件思考：人口结构变化冲击美国现存秩序

　　上个月底，因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枪杀黑人青年布朗却被免予起诉引发的骚乱席卷美国，扩散至170多个城市，“形成21世纪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怒潮”。此次“弗格森事件”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口结构变化正对美国现存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构成深远影响。

　　近几十年来，由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少数族裔高生育率以及跨种族联姻等原因，美人口结构已悄然改变。美人口普查局调查显示，2010年，虽然白人仍然以占总人口63.63%的优势居于主体地位，但少数族裔占比均有所增长，拉美裔增幅最大，占总人口比例16.3%，非洲裔为12.6%，亚裔为4.8%。自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少数族裔人口增长占据美人口增长总数的92%。美人口普查局预测，到2042年时，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首次低于50%，成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到2050年时，拉美裔人口将占总人口的30%，非洲裔将占15%，亚裔也将达9.2%，其他少数族裔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形成“多数少数化，少数多数化，整体拉丁化”的种族格局。

　　一方面，种族结构的变化有利于提高少数族裔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美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并促进美种族及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少数族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由此导致的矛盾冲突对美现存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冲击。

　　政治方面，表现在少数族裔选举权的扩大与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之间的矛盾。经过几十年的权利斗争，少数族裔不仅取得法律上充分的选举权，联邦参众两院少数族裔数量明显增多，2008年大选选出了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随着其参政人数增多，少数族裔逐渐成为选举政治中各方竞相争取的选民群体。

　　但也应看到，少数族裔参政比例仍远低于其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少数族裔能够选出其代理人，但很难改变其自身命运。市政管理机构大多由白人主导，白人主导社会治理体系的局面并未改变。以弗格森地区为例，该地区居民中有三分之二是黑人，但这一地区53名警察中，只有3名是黑人。弗格森所属的圣路易市市长以及市议会6名成员中，有5名是白人。

　　经济方面，表现在族裔之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地位之间的差距更加悬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美经济结构调整，美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较快，而很多少数族裔特别是拉美裔、非洲裔多从事白人不愿做的工资水平和技术要求都比较低的行业。金融危机以来，美经济疲弱，失业率居高不下，族裔之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非洲裔和拉美裔构成美贫困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此次经济危机造成白人与非洲裔的贫富差距由危机前的4倍扩大至6倍。

　　不仅如此，族裔间就业率相差也很大，美家庭中非洲裔及拉美裔的长期失业人数几乎是白人的两倍，白人中产家庭数目则是非洲裔及拉美裔的20倍及18倍。这加剧了少数族裔特别是拉美裔、非洲裔对社会现状的不满，种族歧视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贫富分化与种族歧视相互叠加，族裔间社会地位的差别更加悬殊，种族矛盾错综复杂。

　　社会文化方面，表现在主体文化受到挑战，社会更加分裂、流动性降低。首先，由于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别，各族裔居住和就业等相对集中，美国的白人和少数族裔仍倾向于生活在自己的社区。不仅白人与少数族裔间有隔阂，三大少数族裔相互间也存在严重的不信任感。种族结构的变化导致族群分裂日渐加剧，社会更加碎片化。

　　其次，少数族裔人口增长较快，在语言、文化、宗教乃至生活习惯等方面更难与欧洲裔白人融合。美多元文化色彩更加浓厚，盎格鲁—新教文化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白人构建的美国民族认同感下降，美国社会的熔炉效应减弱。

　　再次，美精英体制、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使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进一步降低，底层民众已很难仅通过个人努力进入上层。对本身就处在弱势地位的少数族裔来说，“美国梦”变得越来越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