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围观跟拍跳轨自杀 要不要谴责惹争议(图)

　　新闻背景

　　23日，日本某电车线上再现跳轨自杀事件，而众多候车乘客竟掏出手机，抢拍被撞裂的电车车窗的照片。(右图)

　　近年来日本青年自杀率居高不下，尤其跳轨自杀事件比较频繁。乘客经常遇到因电车撞到自杀者而取消或延迟发车的现象，甚至已对此麻木不仁、习以为常。

　　灾难摄影饱受争议

　　王希怡：这件事应该属于灾难摄影的一个案例。灾难摄影引起的争议一直很多，国内国外都有。其中最受争议的就是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作品《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鹫》，最后摄影师凯文·卡特受不了排山倒海的舆论批评而自杀。但是在卡特死后20年的今天，围绕灾难摄影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息过。

　　赵海建：一方面，灾难摄影有积极的意义：有时候单凭一张富有感染力的照片，就能引起千千万万看到照片的人去关注甚至伸出援手；但另一方面，灾难有时候也会成为被消费的对象，用来实现拍摄者的野心，或者换取名利。

　　王璜：确实，但这两者的界线有时候并不是太清晰，这也许只有拍摄者自己心知肚明。

　　王希怡：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的普及客观上也助长了围观者的“看客心态”。很多人已习惯了一有点风吹草动就掏出手机猛拍，再传上网分享。这甚至已成为一种潜意识的举动。

　　王璜：地铁里有太多“低头族”。他们坐地铁的时候往往思绪很游离，沉浸在一个虚拟世界中。他们拍照之前可能并不会仔细思考对外界的影响，因为已经区别不了现实与虚拟。

　　拍照应注意场合

　　赵海建：不管是拍照还是自拍，都应该考虑场合。比如去年在曼德拉的葬礼上，奥巴马、卡梅伦和丹麦女首相施密特面露微笑大玩自拍；刚刚过去的悉尼人质事件中也有人开心自拍，这些都遭到舆论的严厉指责。在这种灾难或悲伤的氛围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显得格格不入。而且，通过网络传播范围大，社会影响不好。

　　王璜：前几日，西安医生在手术室里自拍的事件也引发很多争论。虽然在国外这种事儿恐怕也经常发生，不应如此小题大做，但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有悖“人情”的。

　　赵海建：有没有给予受难者基本的尊重，有没有体现出基本的人道关怀——这种态度上的差别，应该是区别该不该进行道德谴责的关键。

　　王璜：这个事情的背景其实是这个年轻人已经自杀了，而并不是等着大家救援。

　　王希怡：客观上说，有些灾难是围观者即使想施以援手也无能为力的，凭他们的力量无法改变结果，比如“9·11”袭击，那么这时候如果他们拍照，我觉得没必要过多从道德方面指责他们。

　　冷漠只会互相伤害

　　赵海建：这件事情在日本网友中出现了两种言论，一部分人认为这些拍照者人情冷漠、行为可鄙，拍照只是为了向人们炫耀自己的见闻。

　　王希怡：这就是从众心理，它会产生责任分散效应，即大家都觉得这么多人都在，别人不动我也不动，别人拍我也拍，反正法不责众。这是一种特别残忍的冷漠，社会上的道德焦虑，就是对这种冷漠的恐惧，因为人人都有需要别人施以援手的时候，而冷漠最终只会造成互相伤害。

　　赵海建：另一种观点则称，这种行为可以让众人知道跳轨自杀会扰乱乘客的行程，十分令人厌恶，从而减少类似事故的发生。

　　王璜：这恐怕就要从日本的社会和文化角度来解释了。首先，卧轨会造成列车大幅度晚点和各种系统上的混乱，这在严格要求准时的日本社会是很难接受的。其次，卧轨自杀在日本时有发生，人们从一开始的同情变成了麻木甚至会无情地感觉麻烦。第三，日本的“耻文化”发挥了“威力”，即强调做了一件影响他人的事应感到羞耻，一些围观拍照的日本人恐怕是想拍照警醒吧。

　　赵海建：不管出于什么文化背景或目的，我们对任何灾难，都应该抱着更多的同情心，拍与不拍都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和底线。 (本报国际问题资深编辑 北大三剑客 王璜、赵海建、王希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