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乌克兰东部局势趋紧 政治调解通道变窄

　　尽管美国并不直接参与乌克兰危机政治调解的机制，但“钥匙”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国手里

　　由于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乌克兰问题“诺曼底模式”外长级会谈在德国柏林结束后，原定1月中旬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乌克兰问题乌俄德法四国领导人峰会被无限期推迟。与此同时，因客车遇袭事件乌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局势骤然紧张，乌克兰危机政治调解之路再次受阻。

　　自去年4月份以来，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调解之路前后经历了三个模式：日内瓦四方会谈、“诺曼底模式”会谈以及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明斯克会谈。从谈判成果来看，各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先后达成了日内瓦协议、明斯克协议及其备忘录。尤其是后者，目前已成为政治调解乌克兰危机最重要的书面文件。但遗憾的是，明斯克协议的一纸条文终究挡不住子弹与炮火的肆虐，各方围绕乌顿巴斯地区停火和撤军等问题仍不断相互指责。在这种情况下，“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悄然进入国际舆论视线，并为国际社会所期待。

　　提及“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可追溯至2014年6月6日在法国举行的纪念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仪式。在此期间，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乌克兰总统等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各方就包括乌克兰东部局势在内的问题进行磋商。10月17日，俄总统普京与乌总统波罗申科在意大利城市米兰出席亚欧峰会期间，同欧盟国家领导人就乌克兰危机举行会谈。这是第二次“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12月初，随着法俄两国总统在莫斯科机场开启短暂会晤，奥朗德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位访俄的西方领导人，乌克兰问题“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也因此重获生命力。

　　酝酿多时的“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被无限期推迟，再次凸显政治调解乌克兰危机的艰难程度。首先，政治互信严重缺失依然是阻碍乌克兰和平进程的关键因素。在各方严重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围绕政治调解任何形式上的“变脸”游戏都恐难奏效。很显然，政治调解乌克兰危机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关各方推出多少新的国际协调模式，而在于各方能否在停火、撤军、解除武器装备等实质性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付诸实际行动。

　　其次，乌东部局势突变起了“泼冷水”的作用。随着乌顿巴斯地区客车遇袭事件骤起，乌政府军与东部民间武装争夺顿涅茨克机场的“拉锯战”重新上演，自“安静日”以来的短暂停火期被新一轮军事冲突打破，乌克兰危机政治调解进程再次错失“机会之窗”。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调解乌克兰危机的上述模式中，乌克兰问题三方联络小组明斯克会谈和“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均没有美国方面的直接参与。这反映出美国在乌克兰危机这场历史性的地缘政治博弈中拥有比欧盟更超脱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忽视。相反，政治调解乌克兰危机的“钥匙”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国一方。另外，政治调解乌克兰危机难免滑向“政治阴谋论”的逻辑。按照阴谋论的观点，类似乌克兰问题明斯克会谈等政治调解进程，实际上乃是有关方面的拖延策略，真正的和平只能在战场而非谈判桌上取得。可见，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调解进程可谓阻力重重。

　　乌克兰危机发展到现在，乌政府军与东部民间武装的军事冲突时有发生，美欧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仍在持续，俄与西方围绕乌克兰的地缘政治博弈依然看不到出路，危机很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在此背景下，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调解之路虽显漫长而苍白，但毕竟为这场危机的和平解决留下一线希望。

　　从近期来看，政治调解乌克兰危机的通道急剧变窄。随着顿巴斯地区战事重启，围绕顿涅茨克机场的“拉锯战”不断升级，乌东部地区正迎来明斯克协议签署以来最严峻的敌对形势。目前，基辅方面已就2015年国内临时征兵和加强政府军武装做出部署，积极应对乌东部战事。同时，西方不断指责俄向乌东部民间武装提供军队和武器支持。战争风险不断上升，使政治调解通道急剧变窄。

　　从中长期来看，政治调解乌克兰危机仍有望取得有限成果。从乌国内来看，自新政府上台以来，乌政坛上形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两股势力，在政治调解乌克兰危机的进程中，不排除“主和派”占上风。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看，对于美欧而言，通过军事手段支持乌克兰进而向俄宣战的可能性已基本排除。在“大国无战事”的前提下，尽管俄同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根本消解，但随着乌克兰危机“外溢”效应不断蔓延和加深，各方仍有可能在利益平衡中达成有限妥协。尤其对处于乌克兰危机前沿的俄欧而言，鉴于两者密切的经济联系，危机的持续首先不符合俄欧的根本利益。这在客观上为政治调解乌克兰危机提供了重要条件。

　　事实上，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符合包括冲突各方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潮中，如果有关各方能够摒弃冷战思维，进而树立共赢观念寻求利益平衡，政治调解乌克兰危机之路尽管充满坎坷，但仍可能迎来和平解决的曙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汤中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