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析日本拔高自我对外意识渊源:自卑到“神国”

　　古代亚洲以中华文明和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为中心，地处亚洲东部几个岛屿上的日本，自然远离这两大文明。所以，古代日本人怀有强烈的自卑意识，通过派遣留学生、留学僧来中国等方式积极吸收这两大文明。但这个争强好胜的民族又不甘人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养成了一种独特的逆转式思维模式，向两大文明的中心主张自我，不仅以此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更发展到以“神国”自居，鄙视邻国，进而一路向着侵犯邻国土地、攫取邻国资源的方向狂奔以致万劫不复。以下是对日本对外意识发展过程的梳理。

　　阿倍“故居”现“鬼魂”

　　留学变成擂台赛

　　阿倍仲麻吕(入唐后改名为晁衡)作为留学生于公元716年来唐，因遭遇海难一直未能回国，在唐生活五十余年，与李白等同时代文人留有不少唱酬诗作。他在唐之事迹也被看作中日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关系的蜜月时期，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但日本平安时代(794-1183年)的文献对此是怎么描述的，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

　　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的《江谈抄》中有篇题为“吉备入唐间事”的小故事。故事说吉备真备(717-735年在唐)作为遣唐使来到唐朝，因唐人听说他学问才艺都相当了得，便要加害于他，让他住进一个晚上闹鬼的高楼里。谁知半夜出现的鬼魂居然是阿倍仲麻吕，他说自己当年身为大臣来到唐朝，被关在这个高楼里，因唐人不给食物而活活饿死。于是在阿倍鬼魂的帮助下，吉备在《文选》讲读、围棋技艺上都打败了唐朝高人，得胜回国。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变成了恐怖剧！

　　《江谈抄》的记述并不是孤例。相近内容可见于平安末期的古抄本《吉备大臣物语》和《长谷寺验记》，甚至有《吉备大臣入唐绘卷》(成书于12世纪后半叶)传世。由此可见，关于阿倍在唐朝被妒贤嫉能的唐人虐待致死的故事具有相当的传播范围。

　　同类故事还可举出《今昔物语集》卷十一第11话，说的是留学僧人圆仁在唐期间(838-847年)的遭遇。因会昌灭佛，圆仁慌忙间逃入用人血染布的纐缬城，九死一生，最后依仗比睿山药师佛的法力才脱离险境。当然，那样的纐缬城纯属虚构，圆仁传记《慈觉大师传》和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记》都没有这样的记载，但同样内容却可见于《打闻集》《宇治拾遗物语》等笔记小说集。

　　一般认为，上述故事中的高楼或纐缬城是日本当时知识阶层对中国先进文化所怀有的集体恐惧心理的象征。但在故事中吉备真备和圆仁又在学问才艺法力上大赢唐朝高人。吉备他们本来是为了提高学问才艺来到唐朝留学的，如果本领如此了得，又何必来留学？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反映的是派遣遣唐使这一行为背后日本人扭曲的自尊心。

　　构建华夷小帝国

　　“倭建命”成楚霸王

　　《日本书纪》是向中国主张自我的第一本史书。在它之前的《古事记》中，当时政权的所在地“YAMATO”用我国唐以前的史书对日本的称谓“倭”来表记，把这一地区的大力士表记为“倭建命”。而在《日本书纪》中，“倭建命”被表记为“日本武尊”，具有了明显的对华意识。《古事记》中的倭建命是个被皇权边缘化的悲剧性英雄人物，而在《日本书纪》中，作者借用《史记》中“力能扛鼎”之类有关项羽的语句描绘他的英雄气概，他四处征战，讨伐“男女交居，父子无别”、“衣毛饮血”的蛮夷，天皇还告诫他在动武前必先“怀之以德”、“自令臣顺”，这无疑是在构建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世界。

　　“征夷大将军”一职自794年大伴弟麻吕首次受命以来一直存续到明治维新前夜的1867年。而日本模仿中国鸿胪寺掌管蛮夷，建造鸿胪馆接待外国使节，则是六世纪初的事了。试图建立一个模拟中华的小帝国，应该一直都是古代日本政治的出发点。到了满清统治中国，“华夷变态”登场，日本开始主张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华”。

　　改个年份时空移

　　“自土”随即成佛土

　　从地理位置来说，日本离佛教诞生地天竺非常遥远。根据《仁王经》等的描述，我们所居住的“南阎浮提”以五天竺为中心，拥有十六大国、五百中国、十千小国，小国外围又有无数“粟散国”。所谓“粟散国”是指像粟一样散落在大海上的无足轻重的国家。在《平家物语》中，二品尼僧抱着年幼的安德天皇准备投海时说：“此国乃粟散边土，忧心浮世之地，老尼这便携你同往那个称为极乐净土的美好世界。”这“粟散边土”应该是日本对自己远离佛国这一地理位置的准确定位。

　　《日本书纪》记载，佛教传入日本是在552年，此时佛教已远离正法时期，行将进入虽教法残存却已不能修行证果的末法时期。鸭长明在《发心集》中就有这样的感慨：“释尊入灭之后，已历两千余年，距离天竺数万里，圣教虽得传入，但已过正像时期，修行者少，证果者又少。”

　　对于这种先天性不利因素，日本人是如何克服的呢？释迦入灭的时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平安时代一般认为释迦涅槃是在公元前949年，按正法千年、像法两千年计算，于1052年进入末法时期。但在平安初期的佛教故事集《日本灵异记》，却把进入末法时期特意设定为佛法传入日本的552年。学界普遍认为《灵异记》的作者是别有用心的，寓意日本是佛法在天竺、中国进入末法时期新出现的佛土。在整部作品中，作者强调现报，以突显日本作为佛土的灵验，并引证唐朝的《冥报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等，以点明“自土”日本的奇事与唐土相比毫不逊色。这样的自我主张在其后的《三宝绘》中得到了继承。

　　到了平安末期，《今昔物语集》构建了天竺、震旦(中国)、本朝(日本)的三国佛教史观，不仅撇开了直接向日本传输佛法的朝鲜半岛，而且极大地彰显了“本朝”的地位。比如，作品把国家佛教、民间佛教、山岳佛教的创始者圣德太子、行基、役优婆塞一概描写成与生俱来的圣者或佛菩萨的转世，由此把日本佛教定位为自然产生而非国外传入；到唐朝的留学僧也是佛菩萨的化身，跟随玄奘学习法相宗的道照诵经时口吐五六尺白光，在青龙寺修习真言宗的空海是第三地菩萨等等。更有意思的是该书卷十一第5话道慈和神睿论法的故事。说聪明好学的道慈来到唐朝学佛，愚笨的神睿在本国向空虚藏菩萨祈求智慧，待道慈回国后，天皇令二人辩论，结果神睿对答如流，好比释迦十大弟子之一、最擅长辩论的迦旃延。而出人意料的是，目前学界认为这个神睿实际上是唐朝人。

　　白村江之战大败

　　创一个神话反胜

　　“神国”二字最早出现在《日本书纪》神功皇后亲征新罗的记述中。新罗国王看到大兵压境，不禁失魂落魄道：“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王，谓天皇。必是其国神兵，岂可举兵以拒乎？”根据《日本书纪》的描述，攻打新罗完全是神的意志。起初，神喻示仲哀天皇征讨新罗，说那里多产金银珠宝，只要好好祭祀自己，就能让新罗臣服。仲哀天皇由于不相信神灵的告喻而毙命。随即，神功皇后按照神的指示，对相关的神灵进行种种祭祀后出征，一路顺风顺水，海中鱼类托举着战船直抵新罗腹地。最后，如上所引，借新罗国王之口，把自己奉为神国，这是个构思相当巧妙的神话。伊藤聪教授认为，《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就在不久之前的663年，日本在白村江战役中大败于新罗和大唐联军，《日本书纪》中这一描述应是借助神话为自己的战败在故事中雪耻而已。

　　但在历史上，神功皇后征战新罗的神话成了神国思想的有力依据。神功皇后“征服”新罗后，连高丽和百济也“主动叩头谢罪”，自称“西藩”，从此“不绝朝贡”。新罗于676年统一朝鲜半岛后，曾于735年派使者来日本，但日本驱逐了使者，拒绝与其平等交往。869年，新罗船只来到日本博多附近进行掠夺，日本大为惊恐，朝廷派出使者前往伊势神宫等地祈求神佑，其中伊势神宫的祷文如下：

　　而我日本乃神明之国，神明自当相助，怎能允许外国侵略者靠近？何况皇太神(伊势神宫)乃我朝太祖，照耀守护国土。所以，如若听闻他国异类侮辱骚扰我国，必定会拒敌退敌的……令人敬畏的皇太神啊，请统帅国内诸神，在他们出发之前拒阻他们，如贼人谋划已成，兵船已日渐接近，那就不许它进入境内，将其驱赶回去，令其沉没，决不能轻易丧失他们曾畏惧我神国的掌故。

　　所谓“掌故”自然是指神功皇后亲征新罗的神话，“他国异类”一词则体现了日本把新罗视作禽兽的傲慢。

　　元军乏援方退兵

　　吹成“神风”佑“神国”

　　前文所述的现象在元军13世纪下半叶进攻日本退兵后成书的《八幡宇佐宫御托宣集》《八幡愚童训》(甲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后者这样叙述：

　　此时，神功皇后用御弓之弭，将在大岩上写过“新罗国大王者日本国之犬也”字样的枪矛矗立在王宫之前，回朝了。

　　由神功皇后的神话延伸出来的神国意识，自然也是将丰臣秀吉于1592年至1598年间发动的朝鲜战争正当化的社会意识。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那仿佛是神功皇后“征战”新罗的再现，林罗山的《梅村载笔》记录了肥后国守户川的自述，他自称在自己攻占的地方发现了二丈许的岩石，上面刻着“新罗国大王者日本国之犬也”。丰臣秀吉也正是在以神功皇后为祭神的御香宫为出征战船送行。只是丰臣秀吉的野心已不再局限于朝鲜半岛，早在1585年就任关白时他就表明要攻取明朝。

　　与神功皇后有关的还有“神风”现象。1274年和1281年元军两度进攻日本，根据《元史》和《高丽史》的记载，元军主要是考虑到援兵难继才撤军的。但在日本方面，镰仓时代却出现了神风击退元军的说法，二战期间的历史教科书也沿用了这一说法，并将这“神风”在太平洋战争中演变成了“神风特攻队”。现在在宇佐神宫的官网上还能看到这一传说；日本“雅虎拍卖”还在出售“神风特攻 南无八幡大菩萨 战胜守护神”的各款念珠。

　　有心的读者可能对上文中出现的“八幡大菩萨”抱有疑问。把神称为菩萨来源于日本的“神佛习合”思想中对佛教“本地垂迹”思想的运用，也即把日本的神灵看作佛菩萨的垂迹。八幡神在781年时就被当时的朝廷封为八幡大菩萨，承担起镇护国家、守护佛教的使命。然而“本地垂迹”思想显然是以佛教为主导的，佛菩萨优于神灵。中世时期的《沙石集》是这样描述神与佛的关系的：“我国乃粟散边地，强暴众生不知因果不信佛法，依同体无缘之大悲，垂等流法身之变化，现恶鬼邪神之形，示毒蛇猛兽之身，调伏暴恶之族，令入佛道。”其间体现的是基于佛教世界观的自我否定的神国意识。《沙石集》成书于元军败退两年后的1283年。而《八幡宇佐宫御托宣集》于1290年起笔，完成于1313年，《八幡愚童训》(甲本)则成书于1318年前。应该是在元军入侵的文永·弘安战役后，八幡“神风”挫败元军的传说逐渐传开，“神国”思想实现了彻底的逆转。

　　对华意识和佛教史观是日本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先进的中国文化和佛教世界观，在当时属于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在这种价值面前，日本处于先天性的劣势地位，于是产生了逆转这一先天劣势的“自土”“本朝”“神国”意识。

　　丰臣秀吉时代，天主教开始在日本传播，打破了以天竺为中心的佛教世界观，西方的坚船利炮及科学知识也随之取代了千余年来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而明治维新的成功、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彻底改变了在亚洲的劣势地位，进而以亚洲的代言人乃至西方列强在亚洲的代言人自居。至此，它的逆转性思维开始面向西方。像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冈仓天心的《东洋之理想》《日本之觉醒》《茶之书》等用英语出版的向西方主张日本、主张亚洲的书籍便是这种转向的代表。

　　也正因日本转而认同西方的价值观，把自身对亚洲的侵略行为视为效仿西方列强，是把亚洲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解放出来，而无视侵略战争本身的非正义性。这也是不愿认罪的日本右翼分子的一个主张。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张龙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