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存系日本侵略扩张歪理 回归狭隘没有未来

　　原题：民族生存：日本侵略扩张的歪理

　　复旦大学教授 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胡令远

　　二战结束至今已经过了70年的漫长岁月，但日本还是不愿承认在中国长达15年的所作所为是侵略。日本这种罔顾人类常识的做法，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

　　一、移花接木：“幕末志士”与“二战英灵”

　　日本右翼政客否认侵略历史，并在日本国内有一定市场，这与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法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民族生存问题，因此日本政客常常以大和民族的“生存”问题为理由，驱使日本国民为他们的狂妄政治目标卖命。二战结束后，他们依然利用这一点，千方百计地掩盖、抹煞侵略战争的性质。他们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就不乏移花接木这一手段。

　　靖国神社里“游就馆”展示板内容的变化即是一例。“游就馆”开设于1882年，1890年正式命名，开设的主要目的一开始是为了保存与明治维新等相关的战争遗物，但后来实际大量展出的是日本与二战相关的战争遗物。有关这些战争遗物的说明，先是主要集中于日本参加二战的起因、经过等，但后来明显增加了德川幕府末期所谓“幕末志士”的内容。这些“幕末志士”的代表性人物如吉田松阴、会泽正志斋、本多利明、高杉晋作、坂本龙马等，作为明治维新的先驱，受到日本朝野尊崇。

　　战后日本虽然实行了政教分离原则，但日本右翼政客利用“遗族会”(二战中日本死亡官兵亲属)向靖国神社捐款等方式，对这一所谓宗教设施施加了重大影响。而靖国神社增加展示“幕末志士”的内容，实际上是日本右翼分子想从历史脉络和逻辑上说明，在二战中死去的数百万日本官兵就像“幕末志士”们一样，是为了大和民族的生存而奋斗乃至为国捐躯的英雄。

　　将两者移花接木的嫁接，其迷惑性和欺骗性在于：两者确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为了日本的“生存”而前赴后继、献出生命。如果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从德川幕府末期的“幕末志士”、“维新志士”，到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吞并朝鲜、侵华战争乃至太平洋战争——日本所采取的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大和民族的“生存”而进行的“自存自卫”的战争，从而抹煞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实施对外扩张“国策”的侵略性质，就会给日本正确认识和反省侵略历史带来民族心理上的障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多次将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二战中战死的日本官兵称为“英灵”，称自己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向他们表示尊崇，就是身体力行有意扩大这一误区。

　　另外，“幕末志士”中的代表性人物吉田松阴等本来就是积极主张对中国实行侵略的。而靖国神社移花接木的手段，还包含有将这些人的主张消解在“自存自卫”这一自欺欺人辩解的图谋中，也即对中国的侵略本来就是日本“自存自卫”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中日关系跌入战后以来的低谷，与日本政客继续利用“民族生存”问题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他们利用中日综合国力消长这一现实问题做文章。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20多年来尚未完全走出经济不振的阴影，中国则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特别是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后，“中国威胁论”就不仅仅停留在舆论上，而是演化成钓鱼岛“购岛”闹剧。另一方面，他们利用日本的特殊国情，即作为岛国的日本，资源匮乏，90%以上战略资源依赖海外这一天然弱点做文章。安倍首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海上交通线关系日本的死活”，背后的逻辑就是日本必须扩军修宪才有活路，而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就构成对日本“生存”的直接威胁。

　　曾在小渊惠三、小泉纯一郎、麻生太郎三届内阁担当过大臣职位、在安倍晋三成为自民党总裁后担当该党分管政策的政调会长的中川昭一，可以作为积极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代表。他有一句危言耸听的“名言”，即“二十年之后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一个省”。

　　这些日本政客将“民族生存”、“国家独立”这些“大义名分”和国际关系的传统、经典命题，用自己的政治理念加以诠释，目的在于用一个民族国家最核心的“生存”问题来绑架全体国民，激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不仅是在为日本扩军修宪寻找依据，对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反省侵略历史也有重大影响，对中日关系的危害不言而喻是巨大的。

　　二、鸠占鹊巢：“国家有机体”与“恶性肿瘤”

　　日本政客否认侵略战争的种种说辞，之所以现在还有相当的市场，与日本的一些特殊性不无关系，辩明这一问题应该说不无助益。

　　首先，是日本作为“国民帝国”的特殊性。所谓“国民帝国”，简单来说，是指日本在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国民国家(一般也称为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等)的过程中，与此相平行，它同时也成为一个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

　　这一特性带来如下情形：一、虽然日本成为主权国家是在与西方列强抗争的过程中完成的，但它同时又向西方有样学样，信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变本加厉地疯狂侵略邻国，乃至成为二战在东方的策源地。二、伴随这一过程，帝国日本所支配和影响的空间区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而也就派生出形形色色的所谓“线”与“圈”。而保持这一“国民帝国”的活力，即不断延长各种“线”——主权线、利益线、生命线，最大限度扩大各种“圈”——日满支经济圈、大东亚共荣圈，对日本帝国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而德国的地缘政治理论“国家有机体”说，恰恰不失时机地为此提供了“合法性”。

　　“国家有机体说”为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所创，并为法西斯地缘政治学者豪斯浩弗继承和“发扬光大”。要而言之，这一学说认为国家就像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而领土是国家的躯体，是人类运动的动态的生活空间，“国家有机体说”的要义在于不断扩大生存空间，“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在丧失活力之时则必然衰退、死亡，只有致力于领土扩张，才是自然而健全的国家成长现象”。显然，这是为德意日轴心国发动侵略战争张目的理论。“国家有机体说”在日本被广泛译介，在日本朝野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被改编为广播节目。日本的侵略行径，于此获得了“正当性”。

　　其次，日本自然稟赋的特殊性。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国土狭窄、资源匮乏而人口过剩的岛国，对日本来说，生存空间不言而喻是严峻的现实课题。无论是向东南亚、夏威夷、美洲的“自然移民”，还是强行向中国东北输送“开拓团”，皆与此相关。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村川坚固声称，“日本民族居于一小小岛国，而人口又愈来愈要增加下去”，所以“这次的大东亚战争，可以说是上天对日本的特别眷顾”。另一学者川西正鉴在其所著《东亚地缘政治学的构想》中点出，“满洲国”面积为130.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在1935年末为3350万，每平方公里仅为25.7人，与日本内地的181人、中国内地的56.47人相比，可谓非常稀薄。他同时指出：“澳大利亚仅700万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才0.8人，日本则为181人，即澳大利亚仅为日本的1/230……即使从可耕地的30%来衡量，也只是日本的1/80。”

　　京都大学教授小牧实繁则说得更为露骨。他指出：“豪洲(澳大利亚)的面积相当于日本的12倍，而如此庞大的土地最近人口也不过680万……这对于不乏艰苦奋斗精神之世界最优秀的日本民族来说，由我们将其开发到何种程度，是试验我们真的能力之最好的土地。”他认为，就是要打破“白豪主义”把黄色人种关在门外的现状。

　　豪斯浩弗也在谈到“国家民族对于空间征服的冲动”的理由时提及日本的人口问题。他指出：“像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因为空间狭小，在自己的生命圈中无法容纳过剩人口。怎样从这样的困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不言而喻就成为迫切的问题。”

　　以上两种特性，到了日本政客那里，就衍化出所谓“日本不过为了生存而做了别的国家也在做的事，为什么单单叫我们反省和道歉”，“什么叫侵略？并没有定义，是不是侵略要留给历史学家判断”等等谬论。这显然不值一驳。不能因为别人欺侮了你，你学样子再去欺侮其他人时就具有了正当性乃至合法性，就可以不受法律的制裁和道德、道义的谴责。这样的“国家有机体”对世界和平来说，无异于“恶性肿瘤”。

　　三、回到过去的狭隘　民族主义没有未来

　　日本首相将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发表的“安倍谈话”引起世人关注。安倍本人表示谈话重点在于强调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以及日本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所作的贡献。其实，类似表述在安倍重新执政后，凡有合适的机会都会大讲特讲。揆其本意，在于要向世人说明：日本战后和平发展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证明日本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反省，中韩等国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指责别有用心。

　　每当听到安倍强调日本战后和平发展这类言辞，总有一种偷梁换柱、贪天之功为己有的“违和感”。他在表达自己“政治哲学”的《致新的日本》一书中声称，“自民党的结党理念是：第一，完成战后复兴，第二，制定给战后体制打上休止符的自主宪法”，并强调现今只有修宪才是自民党存在的理由，而且这个担子历史性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战后的日本形成了所谓“1955年体制”，即自1955年至1993年的38年间，自民党长期执政，客观地说对日本经济发展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但另一方面，从鸠山一郎到岸信介、中曾根康弘等自民党首相，无不主张修改战后和平宪法，主要的在野党社会党则负起了护宪的历史责任。由于在这一问题上两者在国会中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往往处于伯仲之间，所以有效地阻止了自民党的修宪企图。“1955年体制”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崩溃后，日本政坛陷入“十年十相”的动荡期。近年，伴随着寻找经济、政治、外交新出路的苦恼和焦虑，日本新的民族主义暗潮涌动，传统的保守主义政党自民党顺势上位，逐渐形成长期执政的局面。修宪的未竟“事业”，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加快了推进和实施的步伐。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日本和平宪法，为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发挥了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自民党虽然修宪未成，但一直在做掏空和平宪法、阉割和平宪法灵魂的事情，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是典型的例证。现在它却把仰赖和平宪法而结出的成果窃归己有，并把这作为逃避历史问题的挡箭牌。这种欺世惑众的做法，难逃世人的法眼。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其实面临着国家发展战略方向的重大抉择。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和体大身弱的中国，资源匮乏、人口过剩的日本到底该怎么做？包括前面提到的“幕末志士”的代表吉田松阴、被誉为国民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年轻时曾热心于平民主义的德富苏峰等知识精英们，无不选择和赞同对中国的侵略。而“维新志士”的“大哥”级人物，不少都成为侵犯中国台湾、染指朝鲜半岛、策划甲午战争的“导演”。这些都说明，狭隘的民族主义容易蒙蔽一个民族的心智，无论是对未来的选择，还是对现实的判断，包括对过去的反思，概莫能外。所谓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事实清清楚楚、道理明明白白，关键在于日本的右翼政客只是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作祟罢了。

　　现在的日本同样面临国家发展战略方向的重大抉择。与明治维新后不同的是，日本如今面对的是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但是安倍政权选择的不是中日合作、共建和平与繁荣的东亚，反而是与域外大国联手制衡中国。这样的国策到底会把日本带往何处？与其让未来作出证明，不如先向历史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