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建交迎来40周年：基辛格“无心插柳”促交往

　　40年前的1975年7月1日，泰王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年来，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经贸合作日益紧密，民间交流频繁活跃。但对于泰国这样一个曾经反共并与台湾当局关系紧密的国家而言，在那个年代，转移意识形态的压力、走到签署建交公报的台前并不是件易事。复杂环境下，风云变幻间，那些曾经为推动两国建交付出过努力的大人物、小人物的许多故事，已被湮没在尘封的记忆中。通过本小记，让我们回望一二吧。

　　【基辛格的一顿早餐】

　　1971年7月的一个早晨，美国驻泰国大使伦纳德·昂格尔在曼谷邀请了一批泰国外交官和学者参加一个工作早餐会。席间，这批泰国人见到了当时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

　　那是基辛格离开中国后的第一顿早餐。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完成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返回时转道泰国。基辛格在这次秘密访问中国期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就尼克松访华的具体日程进行了商议。但早餐会上的泰国人并不知道基辛格秘访中国一事。

　　基辛格转道泰国，并不是为了与泰方商议有关美中高层会晤的事情。他给那场早餐会确定的讨论主题是，“如何结束越南战争”。席间，泰国社会活动家素叻·西瓦拉萨回答基辛格：“结束越南战争的关键，是中国。”

　　基辛格愣住了，一言不发。

　　会上一个年轻的外交官，德·汶纳，记录下这一切。4年后，德·汶纳成为泰国驻华大使，后来又官升外交部次长、外交部长。

　　基辛格并没有在泰中建交过程中施加任何影响。但是，正是那次早餐会，让泰国得知尼克松政府正在与中国接触、美中建交出现曙光，这让二战后与美国交往甚密的泰国感觉到了国际形势、地区形势即将发生巨变，特别是，这给泰国政坛中支持泰中建交的一批人，在与反共、反华势力的斗争中有了更多底气。

　　【高压下的秘密接触】

　　其实，泰国政府内部以及民间人士与新中国的接触自50年代后期就秘密展开。只是，由于当时泰国政府对泰国共产党采取高压手段，泰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周边局势对泰国接触新中国构成巨大阻碍。

　　一位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泰国专家说，共产主义思想自50年代开始在泰国学生运动中流行，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初，在一些泰国大学中甚至盛行起读毛主席语录的潮流。但是，这一切，为泰国独裁政府所不容。

　　当时，共产党人活跃在印度支那诸国。泰国独裁政府为了阻止印度支那的共产党人在泰国内部活动，把美国引入泰国，不仅给了美国诸多特权，而且批准美国在泰国建军事基地。越南战争中，美军轰炸机主要以泰国空军机场为基地。

　　在国内，泰国独裁政府明确反共路线，打压泰共的一切活动，一些与“共”字沾边的人都被送进了监狱，还有一些人被扣上泰共的帽子受到牵连，甚至，独裁政府中的强硬派还禁止华人华裔学习中文，迫使与中国沾亲带故的泰国人切断与中国亲友的一切往来。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高压管制下，泰国政界、新闻界、文化界还是有一些人向往了解中国，秘密接触中国。在纪念泰中建交40周年前夕，德·汶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早在50年代后期，就有一些资深政治家坚信，泰国政府应当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应该寻求与新中国正式建交。

　　这其中，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西巫拉帕算是一个。

　　【画中情思与北京奇缘】

　　西巫拉帕是泰国最负盛名的现代作家、翻译家、新闻工作者，他是泰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其悲剧爱情小说《一幅画的背后》曾被拍摄成电影《画中情思》享誉影坛，这一作品也常被人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相提并论。

　　但同时，西巫拉帕也是泰国知名的进步活动家，曾因反日和呼吁新闻自由两次入狱。在他的作品中，常见苏联、切·格瓦拉的影子。上世纪50年，他曾发表过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见解和渴望。1958年，他带领一批文学界和文化界人物访问中国，这在军政府统治时期算是冒险之举。

　　但就在访问期间，泰国发生政变，以沙立·他那叻元帅为首的政变集团推翻了以他侬·吉滴卡宗上将为领导的军政府，西巫拉帕率领的整个文化代表团成员几乎都被扣上了“亲共”的帽子，随后被缺席审判。代表团中一些人返回泰国受到迫害，西巫拉帕则留在了中国，直至1974年去世，葬在八宝山。

　　西巫拉帕流亡中国期间，受到中国方面的礼遇和优待。1962年国庆，在天安门，西巫拉帕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主席说：“我听大家说你是泰国的鲁迅。”1974年，在西巫拉帕的葬礼上，周恩来总理还敬献了花圈。

　　【万隆会后的秘密通道】

　　除了民间接触，在尚未建交的那个年代，泰国政界也有不少人为推动泰中建交付出了努力，有人甚至把自己的亲骨肉送到中国以示诚意。这在当时的泰国，是巨大的政治冒险。这个人叫讪·帕塔努泰。

　　讪·帕塔努泰是泰国知名报人，曾在多家主流政治报社担任主笔、主编。在1948年至1957年的披汶颂堪政府中，讪·帕塔努泰担任总理顾问。他原是泰国核心的反共人士，曾帮政府出谋划策采取反共举措。但1954年，讪·帕塔努泰在日内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期间，偶然看见了当地报纸上的周恩来照片，他发现周总理的儒雅风度完全不同于美国宣传的残暴形象，因而萌生了接触中国、了解中国的想法。

　　次年，万隆会议召开，泰国不是成员。但讪·帕塔努泰谏言披汶颂堪总理，泰国应派代表参加，侧面打探中国情况。披汶颂堪随后派外长万·瓦塔那功亲王前往印尼旁听。会议期间，周总理听闻泰国有人来，立即安排晚宴，邀请万·瓦塔那功，讲述中国外交政策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席话，让亲王对周恩来充满敬佩，对新中国充满好奇。

　　万·瓦塔那功返回泰国后随即请见总理披汶颂堪，转达了周总理的表态。很快，披汶颂堪和万·瓦塔那功一致同意启动特殊渠道，秘密接触中国，建立互信关系，联络中方大小事宜则由讪·帕塔努泰一人负责。

　　【小说里的真实历史】

　　讪·帕塔努泰起初尝试经由缅甸与中国接触，但受到美国的强力阻挠。当时的泰国，与美国走得很近，美国在泰国接触中国一事上持反对态度。在多种政治沟通渠道均被堵死的情况下，讪·帕塔努泰想到了类似“和亲”的一招：派自己的儿女前往中国。

　　曾有人认为，讪·帕塔努泰把儿女送到中国实际上是以“人质换信任”，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有泰国历史学家考证，起初周总理并不同意泰国以这种方式与中国交往，但在讪·帕塔努泰的坚持下，周总理同意以学习为名义接收、照顾两个孩子。

　　最终，在周总理的批准下，1956年，讪·帕塔努泰派人把自己11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经由缅甸秘密送到了北京。周总理把他们安排在了京城里的一个四合院住下，并委托廖承志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和学习生活。何香凝女士还为这对兄妹取了中文名，常怀和常媛。

　　两个小孩子的童年时代，就这样，在一段特殊的政治背景中，从曼谷迁居到了北京。在旅居中国的日子里，他们亲切地管廖承志叫“廖爸爸”，管周总理叫“周伯伯”。直至文化大革命，常怀被红卫兵遣返回泰国，而常媛则在周总理的秘密安排下前往英国使馆躲避，后来去了欧洲。

　　常媛在欧洲写了《龙珠》一书，记录了她和兄长在北京的生活以及那个时代围绕在泰国和中国上空的政治风云。她还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取名为常念周和常念廖，以纪念两位曾经照顾过她和兄长的中国长辈。虽然泰国有学者认为《龙珠》系小说或报告文学，而非回忆录，但书中脉络、人物关系、资料照片等大致反映了那段历史的真实性。

　　【关岛主义后的快速邦交】

　　讪·帕塔努泰把一对儿女送到中国时，原想在短期内促成泰中建交，但没有想到的是，披汶颂堪政府很快被政变推翻，而他本人也因“亲华”被送入监狱，一蹲就是7年。在狱中，他时常收到中方通过特殊渠道给他通报的儿女平安的消息，成了他苦闷时光的最大慰藉。

　　讪·帕塔努泰的努力没有在短期内见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低估了地区局势和国际局势对泰中建交的影响力。这种外围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69年7月尼克松宣布“关岛主义”，即美国的亚洲新政策。在关岛主义中，泰国嗅察到，美国要从越南撤退了。美国一撤，意味着泰国将失去一个重要靠山，而在中南半岛上四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泰国独裁政府最大的敌人。因此，泰国高层认为，有必要与中国建立官方联系，寻求建交。

　　1970年至1971年，泰国频繁通过南斯拉夫、瑞典、法国等第三方接触中国。1971年1月13日，时任泰国外长塔纳·哥曼经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讲话，称泰国希望和中国建立密切关系。这是泰国官方第一次公开表达建交欲望。

　　首任驻华大使德·汶纳回忆，在1975年建交前，泰国外交部大概花费了3年时间说服泰国安全部门同意与中国建交。当时军队和安全部门最大的担忧是，建交会让泰共在泰国境内更加活跃。同时，泰国外交部高级官员至少23次前往中国，与中国有关部门商谈建交的细节以及建交后的相互外交政策。

　　1975年3月，泰国成立了以政治家、文学家克立·巴莫为总理的民选文官政府。中泰关系正常化进程大踏步前进。在历经中泰双方许多人士多年努力之后，1975年7月1日，周恩来总理和克里·巴莫总理在北京正式签署中泰建交联合公报，开创了两国邦交新纪元。

　　在两国建交40周年之际，德·汶纳感慨良深。在一番积极评价之后，这位老牌外交家经由泰国媒体告诫泰国领导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中国非常需要泰国，但今天，泰国领导人需要好好反省，泰国是否还在中国的视线中。(凌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