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大叔因儿服致幻剂死亡来华卧底 称需要答案
2013年,Rodney亲吻因服致幻剂跳楼而躺在病床上的儿子。为此,Rodney今年来华卧底调查供应商。《60分钟》节目截图
■ 对话人物
Rodney
50岁,来华卧底调查的澳大利亚父亲。两年前,儿子普雷斯顿因服用致幻剂跳楼死亡后,Rod开始反思致幻剂对青年人的危害。2014年10月,Rod发起成立一个名为sideffect(中文译为“副作用”)的非营利组织,旨在教育青少年认清致幻剂的危害和征集药品走私的证据,与此同时,他开始寻找中国的致幻剂供应商,并来到中国卧底调查。
■ 对话动机
9月13日晚,澳大利亚第九频道《60分钟》播出《卧底在中国》。节目讲述了澳洲少年普雷斯顿因服致幻剂跳楼身亡后,悲痛欲绝的父亲Rod追根溯源找到一家位于安徽合肥的致幻剂供应商,假扮成富豪探寻致幻剂交易及贩运的“卧底”经历。
节目播出后,这位勇敢的父亲,不仅赢得澳洲网友纷纷称赞,也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Rod说,他的目标就是让这些以医学研究为幌子生产致幻剂的供应商曝光,也希望中国政府介入,取缔这些公司。
儿子的死是无法接受的
新京报:是儿子的死促使你去调查致幻剂?
Rod:2013年2月,学校的一次舞会上,我的儿子普雷斯顿服用了同龄朋友从网上购买的合成致幻剂,随后,产生幻觉,以为自己会飞,从阳台跳了下去。
儿子的死对我们来说是无论如何无法接受的,每当看到妻子和女儿哀伤的眼神,我就会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们。
我的儿子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不应该死。我一直想要一个答案。
新京报:怎么找到致幻剂来源的?
Rod:不是我调查的,是澳大利亚警方。普雷斯顿死后两个礼拜,警方查明,他服用的是25i-NBOMe(俗称“开心纸”),一种类似LSD的致幻剂。警方还在普雷斯顿朋友的家里,找到了药品的标签,显示它们来自中国。
新京报:当时就决定要来中国卧底?
Rod:并没有,我内心希望找到一个答案,但当时还不了解致幻剂。不过,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关注致幻剂相关的信息。
我对亚洲的药品生产企业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比如假装商人,在网上找到不同的卖家咨询,后来发现很多国家并不制造像25i-NBOMe和a-PVP(俗称“浴盐”)这样的致幻剂成品,它们基本上都是从中国购买原料,然后再制作成品。很多生产厂商都说,他们是以医学研究为目的制造的。
装作很有钱很想买的样子
新京报:怎么找到中国供应商的?
Rod:之前一直也在了解,在google上输入关键词“25i-NBOMe”和“China”就能找到很多卖家。
直到今年3月,我在一家叫EC21 Trading的网站上,找到了一个出售25i-NBOMe的中国卖家。他们的网页上留了联系方式,我加了他们的Skype,然后告诉他们,我很有钱,想买25i-NBOMe,他们非常高兴。之后好多次,他们在Skype上联系我,说非常希望见到我。
新京报: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
Rod:我很擅长博得别人的信任。在来中国见面之前,我已经和卖家在skype上交流了很多次,表现出很想买他们东西的样子,而且刻意表现得我很有钱。他们可能真的太想要赚我的钱了,所以也没有太多戒心。人不说话,但钱会说话。而且这些销售人员都很年轻,20岁出头,大多数都是20到23岁。
多次联系之后,我了解到,这个供应商有两个工作地点,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合肥。在合肥有两个办公点,每个点有差不多8个工作人员,其中有6个人是呼叫中心的接线员,负责联络。
新京报:有没有评估过卧底的风险?
Rod:在来中国之前我就知道这个任务肯定是危险的。不过好在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妻子和女儿也都想要找到一个答案。在出发之前,她们给我说了好多好多个“good luck”。或许她们也会担心我,但并没有告诉我,只跟我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拿着旅游签证到了合肥,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危险的,毕竟要面对的是制造致幻剂的人。但是见面之后,我就不忐忑了,因为对方都是没什么经验的年轻人。
他们不知卖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联系《60分钟》偷拍交易的过程?
Rod:之前因为普雷斯顿的死,《60分钟》已采访过我很多次。今年6月,我再次找到他们,说了我想去中国调查的计划。他们非常认同,也觉得我们应该近距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派了一个制片人和一个记者与我同行。
新京报:什么时候从澳大利亚动身?
Rod:今年的8月10日。到合肥的第二天,我们就和供应商联系了。8月14日回国,中间和卖家在Skype上联系过很多次。但只见过一次面。
新京报:第一次见面紧张吗?
Rod:有点紧张。我知道这也很危险,但这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见面后,我发现这些卖家年轻、没有经验,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卖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他们问我可以出多少价,需要哪些药品。当时介绍了四五种致幻剂:a-PVP,1公斤1100美元;25i-NBOMe,1公斤6300美元。
新京报:这些药怎么运到澳大利亚?
Rod:他们一般通过国际物流公司空运,声称7天就可以运到我面前。并且,他们擅于把这些药品伪装,从而躲过海关的检查。他们还说,澳大利亚很安全。即使万一被查到,损失也不用我承担。
新京报:最后买了吗?
Rod:当然没有,买这些药品在我们国家是违法的。他们介绍完之后,我就借口还要考虑一下,离开了,之后没有联系。或许后来他们怀疑我了,但我不确定。
新京报:为什么不向中国警方报警?
Rod:别人告诉我这种药品交易在中国并不违法。拿着偷拍的视频去报警?我不可能这么做,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谁值得相信。
希望别人不承受同样的痛苦
新京报:中国之行达成预期目标了吗?
Rod:当然。我的目标就是让这些以研究为幌子生产致幻剂的供应商曝光。我也并没有想要这些供应商受到惩罚,我只是想要这种药品的生产停止。我讨厌这些人通过把这样的药品卖给年轻人的方式赚钱。
新京报:以后还会来中国继续调查吗?
Rod:不会了。至少不会再因为同样的目标来。
我希望中国政府可以介入,至少取缔那些打着医学研究旗号生产合成致幻剂的公司。
新京报:觉得政府应该做更多?
Rod:合成致幻剂处在法律的空白地带,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局就能默许企业生产这样的杀人药品。就像日本人说他们捕捉鲸鱼是为研究的目的,但事实上,他们卖鲸鱼的肉来赚钱。那些企业也只是打着研究的旗号售卖合成致幻剂而已。
以前我也向澳大利亚政府反映过合成致幻剂的危害,但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对我所居住的珀斯来说,合成致幻剂是冰毒后的第二次毒品浪潮。对中国可能也是新的挑战。
新京报:你准备如何应对这个挑战?
Rod:我会继续敦促澳大利亚政府提高边境的安全性,教育年轻人认识到致幻剂的危害。我很高兴,这一年我通过sideffect提高了社区年轻人对致幻剂的警惕。很多的家长也注意到致幻剂的危害,从而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孩子。
在节目播出后,很多朋友都说我是伟大的父亲,感谢我揭开了黑幕。但我更希望通过努力,让其他家庭不要再承受和我们一样的痛苦。
新京报记者 张维 北京报道